台灣城鄉聚落呈現的公共藝術，經由旅人視野，可看見島嶼上每一個動人故事，例如在重洋外思念故鄉台灣的日本人、透過一株稻穗復育文化靈魂的阿美族女子、因為柳丁重新體會土地意涵的農村子弟等。且讓美學帶路，不同角落的情感記憶，將重組我們對島嶼的想像和認同，更看到藝術蘊含的生命與文化無限寬廣。
文章節錄
《島嶼行旅：跟著公共藝術．旅行》
郵寄，一段破碎的移民夢
曾經存在於東海岸上的漁村
「鳥踏石仔村」為花蓮港尚未開闢前的老地名，當時，這處花蓮當地人也稱為「東岸街」的聚落。在文獻與耆老的記憶中，源於一百多年前的入墾者，搭著小船行經到此時，看見了一塊有許多海鳥群集的大礁石，而稱此地為「鳥踏石仔」。隨著到此以捕魚維生的居民增多，逐漸形成了一處小漁村聚落，而稱為「鳥踏石仔村」；花蓮溪在此匯入太平洋，海岸與沼澤等自然景觀，均成為了昔日這座村落的環境記憶。日治時期，日人大力開發花蓮，「鳥踏石仔」也在這段建設工程中成為「洄瀾港」，也就是日後的花蓮港的一部份。
「鳥踏石仔村」岸邊有座建於1939年的白燈塔，在老一輩人印象中，那是一座高約十三公尺多的白色圓柱型燈塔，長年以來均是當地漁船入港的重要導引。約於1940年，築港所需大量人力與資源，除日本及琉球人相繼投入外，也陸續吸引了當地的噶瑪蘭族人、宜蘭龜山島的村民，甚至高雄屏東等各地人們集聚於此，不同的族群文化、生活習性及漁業技術，成為鳥踏石仔村多元多樣的地方文化特色。
1979年，政府推展花蓮港第四期拓港工程，「鳥踏石仔」漁村海灘被列為禁區，全村被迫面臨搬遷的命運，在以國家建設為前提的時代價值下，村民無力抵抗既定政策，只能不捨地搬離家園，自此，「鳥踏石仔村」成為了歷史名詞。隨著建設的腳步，隔年，白燈塔在引爆炸藥後，永久消逝於海岸地景上；「當時引爆時，初夏時節的鳥踏石仔海灘，還有許多在此戲水的人，漁民們也如日常般地忙碌於漁業，剎那間，在眾目睽睽下，這座與當地人相處了四十年的白燈塔，「就這樣突然消逝了！」許多老花蓮人每每想起當時的那幕景象，依舊紅著眼眶深感不捨。
藝術裡所述說的老花蓮故事
在缺乏客運，貨運量也逐漸降低的趨勢下，許多港邊的設施逐漸閒置，位於花蓮漁港邊一處閒置多年的1-1倉庫，在藝文與講求舊建築活化的政策推動下，號召藝文團體進駐，計劃轉換為一處城市裡的藝文空間。然而，數年間，一個個懷抱著夢想的單位陸續進駐，又因港區的管制與地點的偏僻而默默地離去。長期在花蓮港經營維納斯藝廊的林滿津，在遷到港區之前，原本在市區租了一棟三層樓的空間，交通便捷，也讓訪客絡繹不絕，然而，一份想追求寧靜的心情，讓她決定由市區搬到這處邊陲地帶的港邊，目前，也是港區藝術空間中少數堅持留下的藝廊經營者。
看見港邊藝文特區的沒落，她計劃了一段以「驛站‧藝讚─花蓮港」為題的藝術介入空間計劃，期能透過一群藝術家、當地村民與孩子們的集體參與，來回顧與講述出關於「鳥踏石仔村」與「洄瀾港」的老故事。倉庫外側牆面上，約有9米高寬約31米的「山海迴旋-白燈塔印記」大型壁畫，當地藝術家以老照片與老人口中的故事為基礎，以馬賽克為素材，帶領孩子們一起完成創作，將老花蓮人印象中的「鳥踏石仔村」勾勒出來。壁畫裡講述著早期的花蓮車站與蒸汽火車的時代；也透過日出、海鳥及白燈塔等老花蓮的環境元素，回味著昔日「鳥踏石」地名時期的生活記憶。另一處結合藝術家牟善珺的紙雕、馮祥生的雕刻工藝及書法家李秀華的書法，以蛇紋石為素材，跨領域地共同創作出一座高約3公尺的「幸福青鳥郵筒」，在港邊締造出一個新的場所意象。這座可以讓旅人投遞信件的藝術郵筒，上方有隻傳說中「東方最喜樂的鳥」，名為「東僖」的青鳥，透過信件的收送，穿梭於天涯海角，為許多人們傳遞著幸福的訊息。
一段談著花蓮老城市記憶的壁畫、一個講著傳遞情感的藝術郵筒，其實勾起的並不僅是在地花蓮人的往事，更蘊藏著更多屬於日本人的生命故事。
隨著情感的訊息，回溯到「移民村」的年代
「移民村」源於日治時期的移民政策，當時，為解決日本內地農村人口的生活經濟及社會問題，日本政府積極鼓勵日本農民移往台灣花蓮定居生產。初期，零星的移民，並未形成以日人為主的大型生活聚落。直到1899年，日本政府由賀田組主導大型的移民村計劃，協助首批來自北海道及四國的移民移墾花東平原，並從事農業實驗計劃，做為前進南洋的軍事後勤資源預備。1909年後「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更大規模的「移民村」計劃，陸續將花蓮區域的無主地收編國有，以「造鎮計劃」的方式，完成了堤防、水圳、學校、醫療院所等公共設施，沿著花東縱谷開闢出多處移民聚落，並引進約一千七百多人的移民，而形成當今的花蓮諸多鄉鎮。
1909年在「台灣總督府」積極推動的移民政策下，於花蓮設置荳蘭社移民指導所，「吉野村」（今「吉安鄉」）也成為首座官營移民村。初期，約有六十一戶日本移民到此開墾，其中約有五十戶來自日本德島、北海道、新潟、秋田與千葉等地的移民，四年後，這座移民村的規模已達數百戶。在資源大量投入後，日本政府開始在境內推廣台灣的美麗環境與豐富物產，大力地宣傳移民政策，更提供免費之交通運輸、配給土地與房屋，來鼓勵在日本境內沒有自己的土地、生活趨貧的農民到此開墾。隨著移民人數擴增，原本以公營為主的移民機制也陸續轉為私營，並繼續往南向東部平原擴展。當時舉家搬遷的許多日籍居民，多是變賣家產而到此開墾，其經濟條件並不比在地村民寬裕。發展至1932年，在東部地區的村落陸續形成後，「台灣總督府」也曾擴展到西部平原，於濁水溪、虎尾溪及高屏溪等河床區域大規模開闢「移民村」。
當時擁有豐富社經地位的日本移民，多選擇居住在商業熱絡且較具現代生活的都會城市，而定居於偏鄉聚落的日人，相較於本地居民，僅是在移民政策下，多了政府配給的小塊土地可以耕作、一小棟可以安居的房舍，但與台灣人一樣，都同樣過著辛苦的農耕歲月。移民到花蓮的日籍居民，更陸續遭遇風災、瘟疫等災難，在水土不服與環境衛生條件過差的景況下，客死他鄉的情形時有所聞；而得以存活下來的人，也逐漸在此娶妻生子，安穩地生活了下來。只是，這段大規模以台灣為基地的移民村計劃，隨著二次大戰而終止；1945年，戰後遭遣返的日本移民已高達數萬人之多。在許多艱難的日子中，日本移民與台灣人都是一起走過，也因此，當年在「洄瀾港」邊，一群群待遣返的日人，交雜著原民與漢族居民的人潮，彼此哭泣相擁著，在此起彼落的互道珍重聲中告別，只是這一別，可能就是三、四十年…甚至便是永別；至今，花蓮的移民村裡，還流傳著許多台灣人昔日與日籍居民的動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