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幸福」？是過著物質滿足的生活，還是有意義、有目標的人生？政府在追求經濟發展外，要如何讓人民感受到幸福？本書突顯幸福研究對經濟學的貢獻，但最基本的還是希望每個人都能體認幸福、辨識出讓人們幸福的因素，進而珍惜幸福。
文章節錄
《幸福經濟學：幸福是滿足過生活？還是人生有目標？全美最具影響力智庫的關鍵報告》
幸福農夫vs.悲慘富翁
誠如上文所說，全世界決定幸福的因素與模式顯然非常穩定，再加上人類本身具有極出色適應逆境的能力，阿富汗人和拉丁美洲人一樣幸福（他們的幸福感高於世界平均值）；而肯亞人對於他們的醫療保健滿意度也和美國人一樣高。犯罪雖然讓人不快，一旦犯罪率變高，反而對幸福的影響力變得越小；在貪污這件事情上也出現同樣的趨勢；當身邊的人都很肥胖時，肥胖者就不會覺得這麼不開心了。儘管自由與民主會讓人們覺得幸福，但若身處的環境不常見到自由與民主，這兩項因素對於幸福的影響力也就越低。換句話說，人們可以適應非常嚴峻的逆境，仍保有他們天生的愉悅快樂，甚至也可以在擁有基本的一切後（包括良好的健康），還覺得很悲慘。
反之，有一點是人們很難適應的，那就是「不確定性」。筆者最近和查托帕迪亞及皮康合作的研究顯示，近幾年金融危機爆發，美國的平均幸福感跟著道瓊指數（Dow Jones）下跌而大幅下滑。
當2009年3月，美國股市從谷底翻揚，某些面向已經恢復穩定時，平均的幸福感水準復原的速度竟比道瓊指數的漲幅更快。到了2009年6月，平均幸福水準已經高於危機前的水準，自此之後一直維持在這個更高水準，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生活水準及標準研究提報的滿意度都大幅低於危機前的水準。觀察的結果顯示，一旦極不確定的期間到一段落，人們就會回復到原本的幸福水準，就算即使大家都是以比較少的財富湊合度日也是一樣。
筆者和艾都華德‧洛拉（Eduardo Lora）將人們這種適應較低的生活水準的現象稱之為「無幸福成長的矛盾（paradox of unhappy growth）」。我們發現，在考慮人均國民生產毛額這個因素之後（這裡要特別區分人均國民生產毛額的平均水準與變化量：平均來說，人均收入水準較高的國家，人民比較快樂），一般說來，高經濟成長率國家受訪者沒有經濟成長率低國家的受訪者這麼快樂。有一個理由可以解釋我們的發現，那就是伴隨著高經濟成長率而來的，通常是不穩定和不平等的情況會變得更為嚴重。
確實，人們比較容易適應令人不快但確定的情況，比面對不確定時好多了。從個人的心理福祉來說，適應能力是一件好事：比方說，大部分的美國人都能適應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成本，並回復到天生的幸福水準；或者，即便生活的環境不理想，阿富汗的尋常老百姓也能保有愉悅。但，這種適應能力也可能會引發出集體的容忍，整個社群默許用多數人的標準去看待不能忍受的情境。這一點有助於解釋為何不同的社會能夠容許這麼多不同的健康、犯罪與管治標準，不管是在國家內部，甚至跨國之間都屢見不鮮。
適應的能力（以及調和標準與預期的能力），帶來各式各樣衡量及比較上的挑戰，在研究幸福與收入的關係時尤為明顯。就像先前提過的，我們很難把期望低的貧窮農夫幸福水準，拿來和期望及認知程度均較高的富有受訪者做比較。
這就是筆者所說的幸福農夫與受挫高成就者（或悲慘百萬富翁）的問題。在某個層次上，這個問題代表幸福是相對的；而在另一個層次上，也暗示了某種程度的不幸福，可能是達成經濟以及其他進步的必要條件。離開故國（或家鄉）想給後代更美好未來的移民、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革命者等等，都是我們可以想到的範例。
這也衍生出更困難的問題，比方說，我們應不應該告知印度的貧窮農夫，根據客觀的收入指標，他的處境有多悲慘，藉以鼓勵這位農夫追求「更好」的生活？也就是告訴這位農夫什麼因素能讓他幸福。另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要煩惱的到底是如何處理百萬富翁的不幸？還是增進農夫的幸福？
幸福農夫和悲慘百萬富翁的矛盾，也引發了「什麼才是幸福的適當定義」的討論。幸福調查之所以是有用的研究工具，是因為這些調查是開放式的，幸福的定義留待受訪者決定，我們不會把美國的幸福概念套在中國受訪者身上，也不會把中國的定義放在智利人民身上。定義的開放式特質，可以導引出全世界受訪者都出現一致的解釋變因模式。回過頭來，我們便能夠藉由控制這些變數探索其他不同因素對幸福造成的效果，例如：犯罪率、通勤時間、管治體制的性質等等。
然而，就像之前提過的，「幸福」是一個包含一切的詞，通常用來涵蓋各種不同的福祉定義，例如福祉可以是個人對於自身生活的整體評估、福祉可以是每天在日常生活的體驗、福祉可以受內在人格特質影響（如情感偏向正面或負面）、福祉也可以是廣義的生活品質。
我們研究幸福的人要費盡心力去釐清問題中強調的各種福祉元素是什麼，並據此選擇調查問題。在實證結果上，特定的定義（以及據此選出的「幸福」問題）會對某些重要的有意義變數造成非常重大的影響，尤其是收入。這個定義對於政策領域的任何幸福討論來說，都十分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