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名歷史的義大利小提琴家帕格尼尼(Niccolo’ Paganini)，除了本身對音樂的熱情及才華之外，他因為天生具有某種遺傳毛病，讓他擁有超級彈性的手指，小指能伸展到與其他指頭成直角，手掌展開的寬度也異於常人，這很可能就是讓他琴藝過人的關鍵。本書闡釋基因密碼的祕密，以及遺傳學如何為人類歷史增添色彩，在精子與卵子結合的那一剎那，DNA就決定一個人大部分的未來。
文章節錄
《小提琴家的大拇指：基因密碼裡關於愛情、戰爭與天才的失落傳奇》
基因的藝術：我們的DNA有多深的藝術天分？
藝術、音樂、詩歌、繪畫，再沒有更細膩的方式，能表達神經的才華，而且正如愛因斯坦或是皮克的天才，遺傳學能解釋某些預料之外的藝術項目。過去這一百五十年來，遺傳學與視覺藝術甚至有好幾條平行發展的軌跡。要不是歐洲的化學家在一八○○年代，發明出鮮豔的新式染料與色素，畫家塞尚和馬諦斯不可能發展出他們那般吸引人的色彩風格。同時，那些染料與色素也讓科學家首次能夠研究染色體，因為他們終於可以將染色體染上不同於細胞內其他物質的色彩。事實上，染色體的英文名字就是源自希臘文的chrōma（顏色），而某些能讓染色體著色的技術—例如將它們變成剛果紅色，襯托在閃爍的綠色背景中—想必連塞尚和馬諦斯都免不了要羨慕。此外，當時新發明的攝影術的副產品銀染色（silver staining），也首次提供其他細胞構造的清晰圖像，而攝影術本身，更是讓科學家得以用曠時攝影來研究分裂的細胞，觀察染色體如何分開。
另外，像立體派以及達達主義這類型的運動—更別提來自攝影的競爭—令許多藝術家在二十世紀初，拋棄了寫實主義，開始實驗新的藝術形式。然後，在一九三○年代，攝影家史泰欽（Edward Steichen）搭著細胞染色概念的便車，對遺傳工程發動了一趟早期的突襲，引進了所謂的「生物藝術」（bio-art）。史泰欽原本就很熱中園藝，某年春天，他（基於不明原因）開始將飛燕草種子浸泡在他的痛風藥劑中。如此一來，這些紫花裡的染色體數目增加了一倍，雖說某些種子只能生產「發育不良、得熱病的廢物」，但其他種子卻生產出侏羅紀體積的花朵，花莖高達八英尺。一九三六年，史泰欽在紐約市現代藝術博物館展覽了五百株飛燕草，贏得來自十七州報紙的瘋狂佳評：「巨大的花序……豔麗的深藍色，」還有一位評論家寫道，「前所未見的紫紅色……驚人的黑眼睛。」紫紅色與藍色也許令人驚訝，但是，身為崇拜自然的泛神論者，史泰欽堅稱，真正的藝術，在於控制飛燕草的發育，這點倒是與麥克林托克相呼應。這些藝術觀點與某些批評家不同調，但史泰欽還是堅持，「一件事物若能達成它的目的—如果發揮功效—它就是美麗的。」
到了一九五○年代，對於形式與功能的執著，將藝術家推向抽象主義。DNA的研究碰巧就緊跟在那之後。華森與克里克投注在創作研究DNA實體模型的時間，不輸任何雕刻家，他們細細雕琢各式各樣的DNA實體大模型，從錫製到紙板製作的都有。這對仁兄最後選定雙螺旋狀，部分是因為它的簡樸之美，令他們陶醉。華森曾經回憶，每當他看到一座螺旋梯，就更相信DNA看起來一定同樣優雅。克里克向身為藝術家的老婆奧德蕾（Odile）求助，請她幫忙在他們著名的第一篇DNA論文空白處，畫上別致的雙螺旋。後來克里克回憶，有一天晚上華森喝醉酒，色迷迷地盯著他們那纖細玲瓏的模型，嘴裡喃喃自語，「它多美啊，你瞧，它多美。」克里克附和道，「它當然美。」
但是，和他們所猜測的鹼基A、C、G、T的形狀一樣，他們所猜測的DNA整體形狀，當時也建立在一個不太穩固的基礎上。一九五○年代，生物學家根據細胞分裂的速度，計算出雙螺旋必須以每秒一百五十圈的極快速度解開纏繞，才有辦法跟得上。更煩人的是，有幾名數學家引用結理論，來辯論DNA的兩股雙螺旋要打開纏繞—這是複製的第一步—在拓樸學上是辦不到的。因為這兩股不相連的螺旋無法從側面拉開—它們太過糾結，也太過纏繞了。於是，在一九七六年，幾名科學家開始提倡另一種「變形拉鍊」結構的DNA模型。在這種新結構，並不是一個修長光滑的右旋螺旋體，而是右旋與左旋兩個半螺旋體，輪流盤繞整個DNA的長度，如此一來，就可以將它們很利落地拆開。華森與克里克在回應有關雙螺旋的批評時，偶爾會討論到DNA的其他可能形狀，但是他們（尤其是克里克）幾乎每次都馬上表示不贊成。克里克往往會提出很充分的技術性理由，來支持自己的反對意見，但是有一次他很明白地加上一句，「再說，這些模型都太醜了。」最後證明，數學家是對的：細胞不可能就那樣單純地解開雙螺旋體。相反地，它們是利用特殊蛋白質來剪開DNA，將它的纏繞搖鬆，事後再把它們焊接回去。不論雙螺旋有多優雅，它的複製方式有夠笨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