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體悟創作,進而落實創作並指導創作。周芬伶像個看盡宏肆汪洋的漁人,以自身經歷傳授釣技,將上好的魚竿一支支交付大海邊的新生水手。她說:「書寫讓你撥開迷霧,看見真實的自己,用這真實的目光看世界,或詩意或失意,但都沒關係,活生生的生命就在那裡。」
文章節錄
《創作課》
四年級的原罪
「我就是要把四年級打下來!」這句耳語不知為何越傳越烈。恐慌與黑暗的情緒又向我襲來。
世代的仇恨從未如此凶猛,四年級到底造了什麼罪孽,讓人如此痛恨?他們的父母未必不傳統,老一點的是生長在民國初年的老古董,跟孩子根本是兩個時代的人,像我爸,民國十七年出生(不算老),受完整的日本教育,滿腦子武士精神,連看《台北人》都是日文版,還是我強迫他看的,他只看NHK,日文書籍,寫信都是毛筆字,這樣的父母子女早就放棄溝通,還好留學熱潮捲走他們的孩子,連吵架的機會都沒有,沒留學的也紛紛北上求學找工作,還是赴京科考的老觀念。
四年級完整地生長在戒嚴與威權體制下,奇怪的最懂得如何獲得權力,他們都有漂亮的學歷,拿過一些獎、有一群愛護他們的長輩,一大堆捧著他們的朋友,很早就坐大位,開跑車,過雅痞生活,而且大位一坐數十年不下來,的確讓人討厭。
主要是資源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上,到五年級已覺得辛苦,怎麼都是單打獨鬥,一個過得比一個慘啊。
戰後第二代的四年級,既沒經過戰亂,連文學論戰也沒打過,只能說是後論戰世代,而非後現代,小時候可能物質較缺乏,長大恰逢經濟起飛,像坐直升機般飛上天,又是豪宅,又是名牌,出國像逛夜市,資源真的都被他們用光了嗎?
我的作家朋友從三年級到七年級都有,三年級猶有古風,溫良恭儉讓,連背後說人都是好話:四年級則各式各樣都有,有隱居在山林的,開私塾班的,有大編輯,小公務員,有默默無名的,有文化局長,更多的在學院,其他不熟;五年級作家,現在文壇正以他們為中堅,他們寫作特別早,成名也早,但是一路苦練(苦戀)過來,對寫作具有敬業精神,對前輩與傳統也很尊重;六年級作家,較憤世嫉俗,偏偏對金錢與包裝很有概念,他們已經很少讀經典作品,各哈各的;七年級愛美愛吃,好勝好鬥,是拿獎高手。
到底是哪一世代的人對四年級最為仇視,想都想得出來。把別人打下來,自己就坐得上去嗎?真坐上去,坐得穩嗎?如果已經坐大位的人說這種話更不妥。
文學已經從花園變成盆栽,已經夠受到排擠限縮,還自己人打自己人,好比賈府已是空殼子,雖是百足之蟲,也非要自家子打打殺殺才滅得了。
每個時代都有少數好過的人,大多數不好過的人,團結力量大,不就是鄉民理念。
四年級編過幾本好刊物,《文訊》、《聯文》、《印刻》、《當代》、《文學界》……,他們從文學雜誌興茂的年代走過來,記錄了那個年代的文學風華,它們有滿肚子的故事並知道文學典範是什麼?好好地說出來,將斷裂的縫補起來,這也是應當的回饋。
再者,不要老談那些個出一本書,得到三個老公,一個工作的話了,不,說反了,是一個老公,三個工作。(說這話沒惡意,只是自我提醒)
時代已經不一樣了,火燒到屁股還要喊以前多涼快嗎?
年紀正當熟年的四年級,不要那麼快喊早退,學學李喬退休後寫出《寒夜三部曲》,陳映真快七十還寫《忠孝公園》,李渝也新作不斷,或者掀起一場文學革命吧!四年級生學生廣眾,影響力大,卻無戰鬥力,生活太安逸之故。
如今的氣氛很像解嚴前後的八○年代,價值崩毀,倫理失序,學生與鄉民又集結到街道上,他們吶喊的不是政治人物,而是陳映真與雨果那樣的人物,他們對政治人物已經失望,需要的是文化英雄與心靈導師。
他們要的文學要關懷社會與人權,文字不多修飾,技巧不那麼重要,一個個要求寫實的聲音,你聽到了嗎。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
誰願意出來,誰有資格出來,誰?誰?誰?
文青又回頭讀俄國小說與波赫士(害我全集不全),我有個學生因抗議時打扮成孝女白琴,讓電影記者掉到水溝裡,一時引人注目,他八年級,文學系學生卻常坐到街道上,讀很多小說與詩,寫一點小說,卻不愛上課,十分叛逆,他代表著新一代的某種典型,他不會聽命於任何人,只聽命於文學。
因此我對文學的未來不悲觀,文學常在悲觀中開出新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