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說身上並存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自我：安於角色、奮力符合他人期待的「模範生」，和人生還沒活夠、橫衝直撞的「野孩子」。這本書是懇切的懺情錄，娓娓道出曾以為世界殘酷但這些年才懂的奇妙因緣，和在行動中越來越暢快明朗的初心。
文章節錄
《誰幫我們撐住天空》
人與人的相遇是偶然，也是必然
那一年我二十六歲，剛剛服完兵役，參加了陽明醫學院生物科助教的甄試。當時與我一起應徵的，幾乎全都是擁有碩士學位的師大生物系學長們，我是唯一一個只有大學畢業的應徵者。當時在陽明醫學院教「普通生物」的兼任教授，正是我就讀師大生物系時的系主任諸老師，她也是大學《普通生物學》的作者，這次的主考官。見到笑瞇瞇的她，我背脊發涼、雙腿發軟，我直覺她一定很討厭我，因為我在求學時代與她有過兩次衝突。
讀大四的那一年，我因為在報紙副刊用小野為筆名發表了不少文章，在學校已經是個頗有知名度的人。我當時寫了一篇小說〈周的眼淚〉，描述一些學科學的同學們在做實驗時，會偷改數據以符合標準答案，失去了一個從事科學工作者應有的誠實和求真的精神。我被班上同學推選為班上的優秀學生接受校方表揚，當時的我，有點心高氣傲，對於很多事情都有意見。諸老師在我們班上開了兩門課，一門是師大學生要當老師前必修的「教材教法」，另一門是四學分最吃重的遺傳學。我忘了兩件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總之就是很離譜的發生了。
當時我很努力地修遺傳學，每次考試也都能達九十分以上，但是因為有一份遺傳學的研究報告，是我和同學老周合作，勤查論文資料合寫成的報告，所以兩個人交的報告很相似。紀律嚴明的諸老師大為光火，認為我們兩個人互相抄襲，算是作弊，堅持我們倆的學期分數要給五十九分。這時候我們的救星出現了，她是我們最喜歡的助教潘玉華老師。潘玉華老師替我們倆求情，說我們平日表現很好，考試成績也很好，四學分的遺傳學如果不及格，會影響我們將來申請出國深造的機會。後來她費了很多唇舌，替我爭取到剛好八十分，在申請學校的成績單上至少是A。我非常感激潘玉華老師，可是一想到自己明明考了九十多分，還是很不甘心。我等待著反擊。有一次，諸老師在上「教材教法」的課，因為她的聲音很輕，黑板上畫的血液循環圖也很淡，快要畢業的同學們都昏昏欲睡，窗外的阿勃勒開滿了黃色的花像是在落淚。我們畢業之後就要去國中實習和服兵役，對於這樣的未來，我感到煩躁且茫然，舉手打斷了臺上授課的諸老師，指責她這樣的教法根本無法引起國中生的興趣，當時同學們都睡著了。諸老師鐵青著臉，放下粉筆對我說：「那你上臺來教教看，示範一下。」
我完全沒有想到會是這樣的結果，只好兩腿發軟地走上臺去，擦掉了老師黑板上淡淡的心臟循環圖。我畫了一個很大的幫浦，用幫浦來解釋心臟如何將含氧血傳到全身，也藉此解釋血壓。臺下的同學皆掩嘴而笑。他們想，愛出風頭的傢伙死定了。
冤家真的路窄。我在應徵陽明醫學院的工作時遇到了諸老師，我知道沒有希望了，心裡不斷咒罵自己當年的衝動和無禮。但是，在這次競爭頗激烈的徵選過程中，諸老師竟然就事論事的挑中了我。據說她的理由有兩個，一個是生物實驗課是要上臺授課的，她聽過我上臺講課，聲音宏亮，講得也很不錯。另一個理由，我是應徵者中學歷最低的，也許我比較心甘情願從助教做起。
就這樣，我的命運又轉了一個大彎，扛著一袋書，從榮民總醫院後面山坡的隧道，慢慢爬上當時行政與教學共用的唯一一棟教學大樓。
我一直很感激諸老師能這樣寬大的接受和包容我這樣狂妄的學生，也念念不忘當年為我求情的助教潘玉華老師。潘老師常常和我們班一起去遊玩，完全沒有老師的架子，像個溫柔體貼的姊姊。
命運往往都是出人意料的峰迴路轉，像是基因DNA的螺旋般，每一次的旋轉，都預告了下一次的奇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