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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昆蟲學家的草地探險
  英國的保育昆蟲學家戴夫•古爾森在法國鄉間買下一座荒廢農莊,及連同占地13公頃的大片草地。他的目標是創造一座野生生物庇護所,讓蝴蝶、蜻蜓、田鼠、水螈得以在這裡繁衍生息,也為他鍾愛的熊蜂創造棲地。本書是他對這片荒廢農莊的觀察與研究,記錄耗費十年復育草地生態的點滴與成果,帶領讀者漫步草地,體驗物種間緊密交織、互相依存的大自然奧秘;並提醒我們必須珍惜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物,一旦某個物種滅絕,牠們的生命祕密也將隨之永遠消失。

.作者:戴夫•古爾森
.譯者:林金源
.分類:科普
.出版社:木馬出版
.出版日期:201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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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一位昆蟲學家的草地探險》

  近六十年來蜂群的數量不斷衰減。不光是熊蜂,其他大多數的野生獨居蜂恐怕也是如此。我常說,蜂類數量衰減無疑是農業集約化促成的結果,不過這是個空泛模糊的陳述。農業集約化有許多種形式:喪失灌木樹籬、放棄輪作、使用更多化學合成殺蟲劑和肥料、機械化耕作、排乾沼澤等。我們的鄉間已經發生巨大改變,但因為過程非常緩慢而難以察覺。就像我們幾乎不會注意到自己孩子的成長變化,很難發現那些持續和緩的改變。

  直到有一天我們回顧過往才想到:「等一下,我還記得小時候在我父母親的花園裡,醉魚草叢上停滿了蝴蝶。為什麼現在花園裡沒有半隻蝴蝶了?」然而這難保不是對往昔生活的樂觀懷想,以往的醉魚草上果真停滿了蝴蝶?或者你只不過是記起某個蝴蝶特別多的日子?畢竟,以往的天氣也未必總是晴朗的吧?

  關於大多數野生生物,我們很難量化出其群體在近五十年來的變化。我們可以清數蜂、蠼螋或田鼠目前的數量(然而一旦涉及設計出可重複驗證且有意義的計算方式,每種生物都將構成不同的挑戰),但是我們幾乎沒有過去的數字可比對,因此很難斷定現在牠們的數量是否比以前更少。通常我們能掌握的是過去的分布地圖(無可否認,其涵蓋範圍往往零星又破碎),這些分布圖能顯示從以往區域中消失的物種。

  就熊蜂而言,倒是有些引人注意的例子。一九五○年代,大黃熊蜂曾遍及英國各地,從奧克尼群島(Orkney)分布到康瓦爾郡,但如今僅見於奧克尼群島、赫布里底群島,以及蘇格蘭大陸最北端的海岸。短毛熊蜂一度廣布東南部,如今也不見蹤跡。然而,大多數物種並無大規模減少的跡象,我們幾乎能在英國各地發現牧場熊蜂或草地熊蜂,但卻無法確知牠們的數量是否比以前更少—─儘管我會這麼推測。

  只有少數幾種野生生物族群確實留下完整的長期資料,讓我們得以知道其群體在英國的變化與消長。熱心的業餘人士以可重複驗證的方式連續數十年記錄下鳥類、蝴蝶和蛾的數量,提供我們可以直接按時間比對的數據。舉例來說,蝴蝶監測計畫於一九七○年代展開。自願者於春夏兩季,每隔兩週巡行固定的路線,辨識並清數他們所看見的每隻蝴蝶,其中某些路線至今已被定期巡行超過三十多年,而目前英國各地共有八百多條路線每隔兩週就有人巡行。該計畫提供了世界上關於昆蟲群體的最佳長期資料。而賞鳥人做類似事情的時間甚至更長久,因此就鳥類和蝴蝶來說,我們能精準地測定其數量的變化,可惜我們得到的多半是壞消息,特別是關於棲息在農地上的鳥類、蝴蝶和蛾。

  我們可預期從一九五○至一九八○年代,大多數野生動植物的數量都呈現衰減趨勢,因為我們知道這時期的農業發生巨大改變,當時野生生物的需求不受關注,提升食物產量似乎是唯一的優先考量。符合這個需求的政策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提出,當時英國被切斷外來的食物補給,所以可以理解促成糧食產能的最大化是當務之急。這些政策催化出一個崇尚改變的大時代,但這段期間我們失去了乾草草地、白堊草原以及樹籬等。

  一九八○年代事情有了轉變。歐洲的食物供給開始過剩─—穀物和奶油堆積如「山」,酒液釀滿成「湖」─—促使政策轉向,致力於解除部分土地的農業生產用途,進入休耕狀態,停種作物的農民可請領休耕補助金。休耕的土地讓野生生物獲得了喘息的空間,人們開始瞭解到,以往農地上的野生生物接連不斷的被消滅,這種發展既不永續也不令人樂見。事態越來越清楚,農人需要蜂替農作物授粉,也需要瓢蟲、草蛉、步行蟲(ground beetle)、胡蜂和食蚜虻幫忙吃掉蚜和其他害蟲。

  諸如DDT 等化學農藥在戰後初次上市時,曾被奉為對抗一切害蟲的神奇靈藥,後來發現其毒性會長期殘留於環境中,透過食物鏈累積在人體,至今已禁用多時。而許多猛禽類直到現在,才剛從DDT 的一項不良影響中恢復過來,這個始料未及的副作用造成牠們的卵殼變薄,鳥蛋往往尚未孵化就破損了。

  一九八○年代中期,我正在讀大學,我所學習到的農作物保護黃金準則稱作「有害生物綜合防治法」(Integrated Pest Management),基本原則是農夫應監視農作物上的害蟲數量,只在發生問題時才能運用控制媒介。他們應設法管理土地,使害蟲天敵的數量達到最大值,藉由提供無作物的健康棲息地來增加捕食性昆蟲(如草蛉)的群體數,這類棲息地包括灌木樹籬或帶狀的永久叢生草地,可以供捕食性昆蟲度冬以及充當農作物無害蟲時的覓食場所。耕作控制法(例如輪作)能大幅減少害蟲的數量,原因在於某些特定害蟲所偏愛的作物會不斷轉換耕種地點,而使牠們較難追蹤。我們還被教導施用化學農藥只應作為萬不得已的手段,而且只使用能快速分解的化合物,使有益生物所遭受的衝擊降至最低。

  更廣泛地說,農地生物多樣性無論在生態或經濟層面上,重要性都無庸置疑。樹籬不僅是田地間的分界線,還是益蟲的保育所,並為蜂類提供花朵和築巢點。接下來的轉變是「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的推行,該政策付予農民薪酬以促進生物多樣性。這些計畫花錢鼓勵農民重新栽種樹籬和雜樹林、播種野花在條狀的土地上,甚至在草叢地建立專門的「甲蟲銀行」。到了一九九○年代,合適的棲地幾乎都不再流失,大筆資金開始投入農地野生生物的保護與宣傳。保育人士贏得勝利,我們總算能夠放慢腳步好整以暇地欣賞花草的生長。

  但讓人鬱悶的是,計畫成效不盡理想。野生生物似乎根本沒有得到實質的好處,儘管這些計畫投入了納稅人數十億英鎊的血汗錢—目前每年約花費五億英鎊。農業環境計畫推行三十年後,資料顯示,大多數農地鳥類、蛾和蝴蝶的數據依舊呈下滑趨勢,群體數量年復一年萎縮。現在醉魚草上的蝴蝶數量真的變少了—─這並非只是我的想像。那麼,到底什麼地方出了差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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