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作家吉勒莫‧亞瑞格（Guillermo Arriaga）在《我死去的摯友》一開頭，即引用詩人查理‧布考斯基之言：「生命中一連串的不順遂才會讓人進瘋人院……摯愛之死不至於讓人進瘋人院，趕時間時鞋帶斷了才會。」全書環繞著摯友的瘋狂、複雜的多角戀情，以及與父母間的矛盾等主軸，看似爛熟的題材，藉由懸疑、戲劇化的書寫方式，碰觸觀者或輕或重的共同經驗，引起強烈的反思，呼籲關懷身邊徬徨的年輕生命。
文章節錄
《我死去的摯友》
葛列果最後一次出院的三個星期過後，某個週六傍晚我決定拜訪他。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盤算了好幾個月，才終於下定決心去找他。我害怕這場重逢，彷彿將遭人埋伏暗算般。那個傍晚，我在馬路上徘徊了好幾圈，就是不敢去敲他家的門。終於敲了門時，我整個人緊張萬分，焦慮不安，而且，坦白說，還有些膽怯。
葛列果的媽媽替我開門。她親切地問候我，隨即邀請我進到屋內，絲毫不做耽擱，彷彿好久以前就等著我回來般。她叫了葛列果。葛列果在樓梯邊上現身，緩緩步下階梯，然後停下腳步，倚靠在扶手上。他端詳了我的臉龐幾秒鐘，帶著微笑，朝我迎面走來，給我一個擁抱。葛列果的激烈反應令我感到尷尬，不知該以什麼方式回應他的熱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已經原諒我了，或者更貼切一點來說，我們是不是已經原諒彼此了。
葛列果的媽媽寒暄了幾句便離開，好讓我倆獨處。和從前的習慣一樣，我們上樓到葛列果的臥房去，進到房內，葛列果將沒有鎖頭的房門帶上。他躺到床鋪上，看起來輕鬆、鎮定，毫無令我懷疑他其實是在演戲的跡象。看來，他終於恢復平靜了。
我在老位置坐下―葛列果擺在書桌前的導演椅―然後，以再明顯不過且愚蠢至極的方式開始我們的對話。
「你感覺怎麼樣？」我問他。
葛列果坐直身子，挑了挑眉。
「你覺得我看起來怎麼樣？」
「很好。」
葛列果聳了聳肩。
「你都這麼說了，那我很好。」
我們一聊就是好幾個小時，單純閒聊罷了。我們雙方都需要重新評估狀況。尤其是我，我不想再一次接近深淵的邊緣。很幸運地，不知道是出於尊重，或甚至純粹基於禮貌，葛列果並未問起塔妮雅的事情，雖然我很確信，每當我倆陷入沉默，心中都各自掛念著她。
入夜時分我向葛列果告辭。我們互相擁抱，久久不願分開，約好很快再次見面，一起吃個飯，還是看場電影。我踏出屋外。一陣冷冽的寒風襲來，挾帶著一股微弱的人車噪音。空氣中聞起來有燃燒垃圾的味道。一盞路燈微微閃爍，有一陣沒一陣地照亮人行道。我閉上雙眼。我無法離開葛列果，他的友誼對我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即便他威脅我、揚言要狠狠揍我一頓也一樣。不，我沒有辦法拋下葛列果。
四天後，電話響起。我接起電話，聽見一道無音的呼吸聲。我想八成是惡作劇，或是哪個沒腦的小女生想要跟我哥哥通電話，又不好意思直接明講。
我正打算掛上電話時，聽見瑪格莉塔虛弱的嗓音。
「喂……馬努爾？」她咕噥地說。
「嗯。」
「馬努爾……」她重複說了一次，接著一語不發。
「怎麼了？」
「我哥哥……」瑪格莉塔窸窸窣窣地說，然後又閉上嘴巴。我再次聽見她緊張急促的呼吸聲。
「瑪格莉塔，發生什麼事了？」
她什麼也沒多說，便將電話掛了。
瑪格莉塔盡力了，但她沒能成功將消息傳達給我。我在之後的幾通電話中，才證實這個消息：葛列果朝自己的腦袋瓜開了一槍。他被人發現奄奄一息地倒臥在一灘血泊之中，左手還緊握著左輪手槍。
用厚木板加上鐵條封死的窗戶、無鎖頭的門、耐心、關愛、鎮定劑、電休克療法4，還有被關在精神療養院裡的這幾個月，以及痛苦。無盡的痛苦，全都幫不上什麼忙。
葛列果是在他母親膝上過世的。他的父親難掩激動情緒，開車載著平躺在後座的葛列果，往醫院的方向狂飆。他自殺用的槍，正是幾年前我們在一間超商店門口，從一名站崗的警察身上搶來的那一把。那是一把點三八口徑的左輪手槍，巴西出廠，槍身上頭全生了鏽。我們一直到決定抓條流浪狗來試槍以前，都還懷疑這手槍到底能不能夠正常射擊。我們才開第一槍，野狗就被轟得嘴鼻血肉橫飛，倒在地上一命嗚呼。從此之後，葛列果學會如何在不同的地點藏匿手槍，不論是住所，或時常造訪之處，總是能躲避查緝，直到他過世的這天為止。
葛列果將手槍、連同彈匣裡頭的六發達姆彈5包進一個塑膠袋裡頭，然後埋入一個盛開著紅色天竺葵的花盆底下。在我們重建葛列果的自殺現場後，推測他一面假裝整理庭院花木―醫生建議他從事園藝，以加快復原的速度―一面自藏匿處取出左輪手槍。葛列果拿起手槍，將手槍藏到襯衫底下，急急忙忙地拋下手邊的工作。一把手耙子、一把鏟子，及一袋有機肥料都被他扔在原地。
葛列果心意已決，上樓到他的臥房，用書桌抵住房門，接著到浴室裡頭。他拉開左輪手槍的保險，看了鏡中的自己一眼，然後將槍口頂著左眉，扣下板機。子彈以斜對角的方向穿過他的腦袋，所經之處將他的動脈、神經元、慾望、柔情、憎恨和骨頭都炸個粉碎。葛列果應聲倒地，摔落在磁磚地板上，頭顱上開了兩個洞。他才正要滿二十三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