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藤原新也在東京藝術大學就讀時，決定離開校園，度過了十多年流浪歐亞各國的生活。回國之初，他驚覺日本社會有巨大改變，已不是記憶中的故鄉：社會發生一連串的冷血逆倫刑案與無差別殺人事件；人們寧可低頭使用手機分享在哪邊打卡、拍美照，卻不願抬頭聽人說話；電視螢幕比例變成16比9，各家電視台以空洞的華麗填滿畫面…他心中的那隻野狗仍透過拍照與寫作看著每一角落，他無意朝大眾狂吠，只是靜靜地記錄這一切。
文章節錄
《新版 東京漂流》
6 行善潮流
基因
失憶症患者經過繁複沉重的復健，最後恢復自我與記憶的瞬間，將陷入一種比失去記憶時更深沉的不幸，這類的案件時有所聞。
我一方面看出八○年代的人景的接點所在，另一方面也抱持著自己是否能與都市合為一體的焦慮，才會覺得自己應該一直這樣當一個旅人，保持自己的失憶狀態，對我來說甚至像種誘惑。
但在同時，我還有一種想法。
難道，失憶症這種病名，終究是為我這樣的天涯旅人而存在嗎？再怎麼仔細去想，都覺得事實並非如此。反而是我時時覺得，所有在八○年代日本都市中熙來攘往的日本人，看來都像是離失憶症患者很近的存在。
自從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一二）維新以來，日本人在各種層面上，都逐漸喪失關於「日本」的記憶，但是如同前面所說，六○年代所謂高度經濟成長期，就是為了優先擴大生產與效率，而試圖瓦解日本的居住、土地與文化記憶的巨大能量，以及為了阻止美好過去流失而發光發熱之反抗所交織而成的時間帶。然後，巨大的能量壓倒了一切的反抗，我們來到了七○年代。
那寧靜與優雅的十年，也是日本人最後的血與記憶，如一朵剛摘下的鮮豔玫瑰花，慢慢失去色澤與香氣而凋謝一般，慢慢喪失慢慢發出腐臭。許多日本人在那十年間，為了要彌補失去記憶的痛苦，紛紛選擇了自發性服從制約下的小小幸福。
在這十年的管理社會下，如同貓咪被撫摸到熟睡般安詳的眾生相之間，以及戰後靜謐的街頭巷尾之間，都漸漸地瀰漫著一股無形巨大管理機構的制約氣息。
日本於六○年代中的改頭換面，是一個價值的過渡時期，透過層出不窮的抵抗，在我們這一代心中留下了許多印象；對我來說，在寧靜中度過的七○年代。比過去的十年對日本帶來的改變，毋寧說是速度更快，而且影響層面更廣。
七○年代的人們，對於侵入的消費文化，可說毫無反抗地照單全收。如果六○年代是男性的年代，那麼七○年代便可說是迎接屬於女性的八○年代的過渡期，也就是半陰半陽的時代。管理社會的繩結，從四面八方綑綁著這些不設防的身體。
從亞洲之旅回來，想著我的國家在現代的急遽轉變，我腦海同時也浮現了一個單純的疑問：
為什麼日本這樣的現代社會架構，對人與物品的管理會到這樣的程度？
這種問題就像「為什麼人會有一種活下來的性向，而這樣的性向又有什麼樣的目的？」之類的問題一樣，雖然單純，卻幾乎無解。
有一些絕頂聰明的人會說，人的求生能量源自於遺傳基因。也就是說，做為生命體，周期有限的人類不過是遺傳基因過境的歇腳處，所以存在三億年的人類，並非單一的個體，而是遺傳基因的集合。也就是說，推動人類求生意志的能量，不過是歸順於遺傳基因生存目的下的附庸，這種論點對我來說，是一個有趣的詭辯。
照這種詭辯的思維，我便可說日本人民的遺傳基因，是從六○年代高度成長期開始變樣的。
在各方齊唱高度成長的環境下，日本民族發生了突變，人人都開始帶有激烈工作的基因。在各方齊唱所得加倍高度成長的環境下，社會上開始以「提高生產力」至上、「效率主義」至上、「進出與擴大」至上，並鼓吹消費的美德。
在此我無意完全否定這種時代的思考邏輯。說不定在貧窮的時代，追求富裕的思想會自然而然地占上風，並且成為時代的正確論點。但是現在看到那些結果，我們又會發現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我們都變成了不得不承擔各種悲劇的存在。
其中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是人與事物的被管理。
現代社會為求人事管理化，而開始具有排除異物的傾向，可說與現代式商業手法同時誕生。
在以生產、效率與擴大做為最高價值的現代商業手法體系中，如前所說，人與人的生活都成為生產所需的兩種功能性零件。這種現象與家庭從過去可以讓人像人一樣營生的空間，變成為了生產與擴大存在的場所。
透過將人當成一個個零件看待，或是將人變成一組組符號管理與操作，提高生產的效率，是生產力的邏輯。再者，為求生產與效率的擴大，必須排除妨礙生產力的七情六慾或行為。接著，日本生活文化中特有的前近代人際關係與社會結構，也顯得沒有意義。與其在家中放神龕佛壇，讓住家中洋溢一股有別於人間現實的往生、解脫或四度空間價值觀，深耕日本人的贖罪意識，不如讓家家戶戶正中央都放著一台電視機，讓電視裡的人喊著「戰鬥！」，讓大家為了得手電視中不斷出現、並撩動他們物慾的「東西」，甚至不惜斷絕家人間的關係，更能裨益於社會、生產、效率與擴大等需求。
換個角度想剛才的問題，便可以理解日本現代社會的結構之所以帶有管理人事與事物的傾向，都是為了提升生產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