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常說近代科技日新月異造福人類，但是，《科技奴隸》這本書提醒人們，大家只看到科技發達的好處，卻忽略因此帶來的負面後果；書中討論人類傳播社會受到科技傳播工具的束縛，成為這些工具的奴隸，現代社會統治階層也是用繁複的工具來實現其統治，到底科技是服務人類還是奴役人類？這是值得反省的課題。
醫療技術的壟斷即是一例，醫生的診斷即使是誤判，病人都只能接受，無法反駁，而聽診器工具讓醫生聽見病人身體內部的秘密，病人能否獲知也要取決於醫生；再如電腦已成人類的夥伴、指導者，甚至是權威的象徵，人類對電腦依賴愈來愈深，但有些專家拿出的中立專業分析資料若出錯，就推託是電腦跑出來的資料，其實輸入資料的仍然是人，專家則以此說服人們只能繼續支持發展高科技。
作者尼爾‧波斯曼是美國知名的傳播學者與社會學家，《科技奴隸》是他1992年出版的著作，那時電腦科技才剛面世不久，電腦還很昂貴。現在回頭審視，不能不承認作者在上一世紀九０年代就開始思考科技對人類影響的問題，很有前瞻性，也思考得很準確。
書中討論人類從狩獵農業社會轉進現代科技社會，並分為工具使用、技術統治、技術壟斷3個層次；只要你發明有效的農業工具，就會脫離一般人的生活模式，升為另一階級，最後進入技術統治或技術壟斷的模式。通常由國家開發專業複雜的機器，後來由大公司製作複雜的科技產品，進而壟斷市場並壟斷時代。 面對這樣的生活，人們是否該秉持接受工具落差或透過某些管道取得知識平衡的態度？書中的檢討將提供啟示。
文章節錄
第一章 塔姆斯法老的評判
柏拉圖的《斐德羅篇》（Phaedrus）裡有一個關於上埃及法老塔姆斯（Thamus）的故事。用梭羅（Thoreau）的話來說，我們這樣的人往往淪為工具的工具；對我們而言，這個故事富有深刻的教育意義，其他傳說難以與之匹敵。蘇格拉底向斐德羅講述的故事是這樣展開的：有一次，塔姆斯款待特烏斯（Theuth）神。特烏斯發明了許多東西，包括數字、計算、幾何學、天文學和文字。他向塔姆斯炫耀這些發明，主張把這些發明向埃及人宣傳，讓人人都用上這些發明。蘇格拉底接著說：
塔姆斯詢問各項發明的用途，特烏斯如數家珍，逐一道來。塔姆斯根據自己的判斷，按照特烏斯是否有道理而表示臧否。歷數塔姆斯對特烏斯全部發明表示的贊同與否定，難免太費時間，只說文字這個發明吧。特烏斯聲稱：「陛下，我的成就是，文字會增強埃及人的智慧，強化他們的記憶。毫無疑問，我找到了改善記憶和智慧的保證書。」塔姆斯答曰：「特烏斯，你真是發明家的典範，然而技藝發明人並不是評判發明利弊的最佳人選，使用者才能夠做出恰當的評判。文字也是這樣；你是文字之父，你喜愛自己的孩子，所以你把文字的利弊和它的實際功能搞顛倒了。識文斷字的人可能不再利用記憶，可能會成為健忘的人；他們會依賴文字，用外在的符號幫助自己回憶，而不再依靠內在的資源幫助自己回憶。你發現的是幫助回憶，而不是促進記憶力的保證書。至於智慧，你的弟子可能會虛有其名、名不符實：他們接受的將是大量的資訊，而不是老師的真傳；結果，人們認為他們知識廣博，然而實際上他們多半很無知。由於他們自負張狂，自以為有智慧而不是真有智慧，他們就會成為社會的負擔。」
本書以塔姆斯的傳說開篇，因為他的回答包含了幾條健全的原理，我們可以據此學習如何精明而謹慎地思考技術社會存在的問題。實際上，塔姆斯的評判有一個錯誤，我們可以從中獲得重要的啟示。他的錯誤不是他判定文字有害；他說文字損害記憶、造成虛假的智慧─這沒有錯。文字的這種弊端是可以驗證的。他的錯誤在於這樣的信念：文字會成為社會的負擔，全然的負擔，捨此無他。儘管塔姆斯很英明，但他並沒有想到，文字也有一些好處，而且的確是有相當大的好處，這本來是眾所周知的道理。從這個傳說我們可以知道：認為技術革新只會產生片面效應的觀點是錯誤的觀點。每一種技術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賜，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
當然，這個道理非常明顯，對那些願意思考的人尤其如此。然而，我們身處狂熱特烏斯們的包圍之中，周圍滿是獨眼龍似的先知，他們只看到新技術之所能，想不到新技術幫倒忙的後果。我們不妨把這些人稱為技術愛慕者（Technophiles），他們就像把情人看做西施那樣看心愛的技術，白璧無瑕，對未來不懷絲毫的隱憂。這些人是危險的人，我要小心翼翼地和他們打交道。另一方面，有些獨眼龍似的先知，比如我（或者說人家對我的指控），往往只（以塔姆斯品頭論足的方式）議論新技術帶來的包袱；對新技術提供的機會，卻三緘其口。技術愛慕者應該為自己辯護，到處宣傳自己的主張。我自衛的立場則是，有的時候，我們需要不同的聲音，以緩和成群結隊的技術愛慕者喋喋不休的喧鬧。倘若你要出錯，站在塔姆斯懷疑主義一邊犯錯誤似乎是更為可取的。當然，這樣的錯誤畢竟是錯誤。我不妨指出，除了對文字的評判之外，塔姆斯對其他發明的評判並沒有錯。如果再讀一遍這個傳說，你或許會注意到，他對特烏斯的每一種發明的評論都兼顧利弊，亦臧亦否。這是因為每一種文化和技術的關係都必然有一個磨合的過程，無論他是否意識到這一點。磨合的過程就是交易的過程，技術和文化的關係是彼此既有給予，亦有索取。聰明人深知箇中道理，戲劇性的技術變革很難得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從來都不會使他們欣喜若狂。佛洛伊德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即為一例，在《文明及其不滿者》（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裡，他說：
你會問：如果我能夠隨心所欲地聽見千百里之外的孩子的聲音，如果我能夠儘快知道我的朋友經過艱苦的長途旅行已經平安抵達目的地，難道我不會為此而更加快樂嗎？難道這不是明白無誤的幸福嗎？醫學成就使嬰兒死亡率大大降低，使產婦感染的危險大大減少，而且使文明人的壽命明顯地延長—難道這沒有重大的意義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