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麗的告解

發稿時間:2016/02/27
華麗的告解
華麗的告解
作者|董成瑜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6/01/29

  「如果做不到眾生平等,那就用仰角看小人物,用俯角看大人物吧,這樣一定能看到不一樣的東西。」董成瑜總能以特殊的視角,透過冷凝的目光和溫熱的筆觸,寫下受訪者不經意流洩出來的內心意識。對照著當下迸發的事件與後來發展的際遇,不禁讓人驚奇於這些看似具時效性的訪談,竟能封存人物的原汁原味,成為他們未來命運的神準預言。

文章節錄

《華麗的告解:廚師、大盜、總統和他們的情人》

李國修‬‬‬‬‬‬‬

  屏風表演班創立二十週年,李國修也從三十出頭的年輕人,來到中年的五十一歲。他編、導、演、經營劇團,寫過三十個劇本,四十二歲得了國家文藝獎,許多紀錄在台灣劇場界無人能及。他纖細敏感、愛哭愛笑,寫社會百態,也掏挖自己的內在,如此不斷消耗自己,他幾乎得了憂鬱症。後來有次他在日本美食節目中,看到漁夫因天候不好不出海,在漁會裡把吊在窗邊風乾的章魚乾割來下酒。於是他在寫作低潮的這一年,有空便去各漁港買魚貨,加佐料煮過經六十小時風乾,他想像自己是個不出海的漁夫,因此快樂。他又決定戒菸,便想像自己是在坐飛機,所以不能抽菸。他說,焦慮與恐懼,是他不斷創作的原因。二○一三年他病逝台北。

比焦慮還多 李國修

  屏風表演班在地下室,進門後要經過一條長廊才能到辦公室,長廊的牆上掛著二十年來屏風數十齣戲的海報。編、導、演兼劇團總監的李國修,顯然很喜歡這長廊,把媒體採訪都安排在這。他的同事搬來一桌二椅(這在京戲裡象徵了一整個廳堂),是很刺激的藍桌布和紅漆椅。

  如此,我們在這裡訪談,就好像是在演戲。長廊因這些海報而熱鬧,說話間,幾十齣戲的數百個角色的鬼魂,似乎都紛紛走下來遊蕩著,隨時靠過來聽聽我們在講什麼。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六年,一個做戲靴的老人的兒子李國修,成立了屏風表演班。這個表演團體曾叱吒風雲,雖有起落,但至今不衰。如今五十一歲的李國修,仍像二十多年前電視節目《綜藝一百》裡的那個年輕人一樣,講話快,焦慮而神經質。

  「一九八五年,我三十歲,在《綜藝一百》做短劇,又演又編,編短劇很難,我心力交瘁,很低潮。可是在劇場,我剛做完《那一夜我們說相聲》(表演工作坊),是高峰,兩極交錯之下,我覺得應該停下來。」

  在那個封閉的年代,沒有言論自由,只有三台,電視娛樂節目《綜藝一百》和形式新鮮又嘲諷的舞台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都帶給當時台灣社會極大的心靈撫慰,到現在許多人記憶猶新。

  但當年李國修三十歲的危機感也非常實在。他去東京、紐約待了半年,看了許多劇場。「東京每天有兩百多個劇團同時在表演,非常不可思議,劇場可以吸引這麼多群眾!」回來以後,他決心要在電視和劇場之間做個選擇,他成立了屏風表演班。

  那個時代,三十歲就可以做大事了。他憑著電視最受歡迎喜劇演員的聲望,和豐沛的創作力,每齣戲都吸引數萬觀眾。他以日本女學生井口真理子在台灣發生命案為背景,寫成《救國株式會社》,曾經連演七十場,連大年初一都演,此紀錄至今無人能破。

  李國修不斷地演戲、創作,是因為:「我怕老怕死。我這幾年的作品,台上一堆老人,我怕老就先演老人,想知道老是什麼樣子;我怕生病,我在舞台上就被病魔纏身。因為這樣的恐懼而創作,觀眾會看到另一個李國修。」

  然後他開始假裝他是觀眾,他說,有些人說:「他老了。他的調子變慢了,沒有以前富有想像力了。」又有些人說:「屏風第一個十年的戲都滿好笑的,但這十年來都比較低沉、陰霾。」

  李國修站在觀眾的角度批評自己,可見他的焦慮。「我對恐懼、黑暗、陰影,有一種莫名的畏懼,基於這個畏懼我才會有這樣的創作題材,說我老的人都不瞭解我。他們要知道一個劇作家為何創作,這部分他們如果看到才會知道,李國修成熟了,他不像以前那麼玩笑、戲謔地面對人生了。」

  觀眾不像以前那樣瘋狂爆笑,會不安嗎?「不會。我從一九九六年寫了半自傳作品《京戲啟示錄》以後,我跟我太太王月說:『現在我已經不在乎觀眾笑不笑了。』我以前很在乎,但我寫了我父親以後,我發現取悅觀眾是沒有意義的。我要的是我自己,我到底要敘述什麼樣的情愛和生命故事?」

  李國修的父母從大陸逃難來台,父親靠做京戲戲靴養活五個小孩。李國修排行老四,童年在中華商場度過。他大哥二哥少年混流氓,父親對李國修唯一的期待,就是不要做流氓。

  他國中時,有次問父親:「爸,你做戲鞋也發不了財,為什麼不改行?」他爸爸也不動氣,對他說:「你爸爸十六歲做學徒,就靠一雙手養活一家子,你們五個孩子到今天哪一個少吃一頓飯少穿一件衣裳?我改什麼行?X你娘的!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情就功德圓滿了。」

  父親的最後一句話,影響他一輩子。而李國修用山東腔模仿的這段話,也出現在九六年他的半自傳作品《京戲啟示錄》中。他終於能夠把對父親的思念和愧疚,透過戲劇的形式表達出來,結果演出後大受好評。「我的朋友都沒問,但有觀眾問我:為什麼你沒寫你媽媽?」

  「在我中華商場的成長過程中,我母親是個精神神經病,其實現在看來就是憂鬱症。這個部分我一直很壓抑,所以一直避談她,只要寫到我的家庭就沒有這個母親。」 母親去世時他十八歲。他從組織屏風表演班起,到後來寫父親,「我都沒去問我大哥二哥,我媽媽過去怎麼了?」

  「我躲了七年,到了二○○三年,我決定寫我母親,我問我大哥大姊二哥。我大哥說,我出生後一年,大廟來了個洗衣燒飯的女人,爸爸跟她有外遇,媽媽因為這外遇被刺激了,有一天兩個女人還打架。我成長過程中,我母親從來沒跟我談過,她是個壓抑的人,我愈想愈痛,後來寫成了《女兒紅》。」……

本網站使用相關技術提供更好的閱讀體驗,同時尊重使用者隱私,點這裡瞭解中央社隱私聲明當您關閉此視窗,代表您同意上述規範。
close-priv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