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關於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一齣波瀾壯闊的史詩悲喜劇。書中觸及的每個人物，都有其獨特的生命風貌和生命力量，遠非「集體傳記」所能呈現的；史景遷藉其生花妙筆勾勒他們的人生，著墨知識分子在時代鉅變下，對自我定位的摸索與反省，也讓讀者瞭解一連串不尋常的事件，以及由這些事件堆疊構成的「中國革命」。當這群人物被捲入近代中國百年間的暴力和重生的過程中時，史景遷以歷史文化意涵豐饒的「天安門」之名，穿越一個世紀，召喚出繁花盛開的文人思想與時代精神。
文章節錄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
第一章 鼓天下之氣
一八九五年初春，日軍在大沽外登上一艘中國汽輪，還大肆搜查。甲午戰爭從一八九四年八月打到一八九五年二月，日本勢如破竹，重挫了中國海軍、陸軍，之後像登船搜索這類蠻橫無理的舉動就有如家常便飯。表面上，這場戰爭是中、日兩國因爭奪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而起，日本以脫胎換骨之後的經濟與工業基礎為後盾，打造了現代化的鐵衛雄師，初試身手就令人刮目相看。
康有為是當時那艘汽輪的乘客，對於朝廷威信橫遭如此冒犯，心中自是憤慨難平。將近這十年來，康有為多次條陳上奏朝廷，籲請著手經濟軍事制度之改革，然而當道充耳未聞，如今，康有為所憂心且極不樂見者，已然成真：「日人來搜船，當頗憤」，康有為後來在一八九五年寫道，「以早用吾言，必無此辱也。」康有為的心中確實憤慨，這個出身南方的儒生師傅既非朝廷命官，又無族人位居要津，但他還是一心相信朝廷當道會採納他的陳請。康有為想的沒錯，清朝雖然在一六四四年就已一統江山，但是日本的勝利足證清朝有覆亡之虞。放眼天下，卻無人敢公開議論這種事，不過康有為倒是告訴此番隨行的廣州萬木草堂的門生，中國必會步上土耳其的後塵：兩個都是大國，也都積弱不振，雖有傲人的傳統，然而在列強環伺之下，只能任憑宰割。
康有為進京參加會試，途中卻碰到日軍搜船，對他的衝擊尤大。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目的在網羅秀異儒生，以為朝廷效力。康有為最後終於到了京城，所見所聞卻讓他嗤之以鼻：考棚蕪穢，考官索賄，金榜早已內定的流言沸沸揚揚，學子若是來自廣州，索價更高；就連抬考生赴考場的轎夫也是漫天要價，伺機偷竊糧食財物。放眼京華，盡是人性墮落：「京師四方觀望」，康有為在那年五月寫道，「乞丐遍地，其他孤老殘疾，無人收恤，廢死道路，日日而有。公卿大夫，車聲隆隆，接軫不問，直省亦然。」
一八九五年那一年，康有為三十七歲。他一路走來，過程可說和當時中國很多富人家子弟頗為類似。康有為受業於私塾先生與既慈且嚴的祖父，十歲能背四書五經；十五歲中生員，苦讀準備鄉試；十八歲娶了長他三歲的妻子，這門親事在康有為七歲時，父母就已訂下；康有為常常遊歷廣州附近的城鎮，有所見聞則發而為詩；八股文拘泥形式，但是要登科及第，非得寫一手好八股文才行，偏偏康有為不喜此道，於是退而涉獵考據之學，或浸淫在佛學冥想的寧謐世界。
於是，康有為的性格發展也走上一條不尋常的路，命運帶給他常人所無的傷痛，也給他常人所無的機會。康有為十歲那年，父親染上肺炎，臥病在家一整年。在一般人家，做父親的往往為了仕宦經商而長年離家，而康有為的父親卻是鎮日有子相伴。康有為後來回想起一八六七年這一年，父親大咳不止，他在蚊帳內為父親執仗端盂，驅蚊止癢，不覺恍然「如夢」。這年七月，康有為的幼弟廣仁出生，七個月後，父親辭世。康有為是康家仍健在的長子，謹守儒家古禮執喪，年紀還小就得眼見家道衰敗，榮景不再。
康有為潛心博覽經史數載，至弱冠之年，已蘊育出一身必能有所立，天下必有可為之處的自信，可「超然立於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也開始相信自己注定是繼往開來的聖賢。一八七七年，康有為一心敬畏的祖父意外溺斃，於是轉而鑽研佛經，觀想工夫精進：「常夜坐彌月不睡，恣意游思，天上人間，極苦極樂，皆現身試之。始則諸魔雜沓，繼則諸夢皆息，神明超勝，欣然自得。」這種自得也讓康有為的社會責任感漸增：「既念民生艱難，天與我聰明才智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經營天下為志。」一八七九年，康有為第一次去了香港（香港從一八四二年之後成為英國殖民地），眼界大開，尤其是香港「宮室之瓖麗，道路之整潔，巡捕之嚴密」。之後康有為去了上海，心中對西方的影響力更有好感。上海也是清廷在一八三九至四二年鴉片戰爭敗於英國之後，成為條約口岸，此時已是蓬勃發展的國際都會了。於是康有為開始涉獵西學譯本，以西方政治、經濟學說，提出救亡圖存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