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卡拉尼提是一位棄文從醫的腦神經外科醫生，36歲那年發現罹患肺癌末期。然而，人生即將劇終的卡拉尼提卻沒有停下「活著」的腳步，他在最後時間完成住院醫師的訓練、神經外科博士後研究，並生下一個女兒。在倒數的人生歲月，他「努力活」的精神令人振奮。生命雖終結在37歲，但死前他寫下生命記錄，由其妻整理出版為《當呼吸化為空氣》一書，以細緻的文學語言，審視生命歷程，抒發對生死的辯證，引領我們思考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文章節錄
《當呼吸化為空氣：一位天才神經外科醫師最後的生命洞察》
這個星期我多半臥床休息，癌症持續發展，我明顯虛弱不少。我的身體，以及與之緊密連結的身分，發生劇烈變化。下床上廁所不再是不經思考的皮質下運動程式，而是需要努力與策畫的活動。物理治療師給我一張單子，列出的物品可以幫忙我過渡到居家療養：手杖、修改過的馬桶座、休息時用來支撐腿部的乳膠塊。醫師開了一堆新的鎮痛藥。當我一跛一跛地走出醫院，我想知道，六天前我怎麼能在手術室連續待上將近三十六個小時？難道一週之內，我的病就變得這麼嚴重？是的，有一部分是真的。可是，我當初也運用了一些技巧，並且靠外科同僚的協助才捱過那三十六小時。還有，儘管那樣，我一直在承受難熬的痛楚。我所害怕的診斷結果得到肯定（CT掃描、實驗室檢測不只透露了癌症的端倪，而且顯示我的身體已經應付不了，逼近死亡），是否就卸下了我服務眾人的責任？卸下了我對病人、對神經外科、對行善的責任？沒錯，我想，悖論就在這裡：就像跑者衝過終點線之後倒下，一旦照顧病患的責任不再推我前行，我就成了廢人。
通常當我的病人有奇特症狀時，我會諮詢該領域的專家，花時間閱讀相關資料。現在似乎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當我開始閱讀化療資訊，裡面包含種種藥劑，以及針對特定突變的現代創新療法，我的問題多到根本無法進行有方向的有用研究。詩人亞歷山大．波普說：「學習一點是件危險的事；／深深汲飲，否則別嚐皮埃里亞之泉。」沒有恰當的醫學經驗，我無法在這個訊息的新世界裡找到定位，也無法為自己在Kaplan-Meier 曲線上找到定點。我等著，以期待的心情，去見醫師。
「希望」這個字大約一千年前首次出現在英文裡，指的是信心和欲求的某種結合。可是我欲求的—生命，並非我有信心會發生的—死亡。那麼，當我談希望的時候，我的意思真的是「留些空間給無根據的欲求」嗎？
不是的。醫學統計不只講出數據，例如平均存活率，還有測量我們對那些數字有多少信心的工具，像是信賴水準、信賴區間、信賴界限之類的。那麼，我的意思是「留些空間給統計上不可能但是仍然有機會發生的結局—恰好高於信賴區間值百分之九十五的存活比」嗎？這就是希望嗎？我們能不能把曲線劃分為若干量化的存在感線段，從「一籌莫展」到「悲觀」到「符合現實」到「抱著希望」到「妄想」？難道數字不只是數字嗎？我們是不是總覺得每一個病人都高於平均值，於是向這種「希望」繳械投降了？
我突然想到，一旦我成了統計之一，我跟統計的關係就改變了。
住院醫師期間，我跟數不清的病人和家屬坐下來討論灰暗的預後；作為醫師，那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當病人是九十四歲，處於失智症末期，事情容易得多。可是像我這樣，三十六歲，被診斷為罹患末期癌症，真的沒有任何言語可用。醫師不給病人明確的預後，原因不只是他們無法辦到。當然，要是病人的預期遠遠超過現實，譬如說，有人期待活到一百三十歲，或者有人認為良性皮膚斑點是瀕臨死亡的跡象，那麼醫師有義務將病人的預期拉回合理的機率範疇。病人想要的並非醫師隱藏起來的科學知識，而是貨真價實的存在感，後者其實必須靠自己去追尋。過分深入數據，就像喝海水止渴。面對人生大限的焦慮，不會在統計機率裡找到療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