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就像精彩的犯罪推理短篇小說——但書中情節卻都是真人真事。我們都希望所創設的司法制度與訴訟程序能夠有助於發現真實，但在偵審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變數卻大大影響到正義的落實，藉助最新科學研究成果，直探人性誤區，提出解決之道。
文章節錄
《不平等的審判：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告訴你，為何司法判決還是這麼不公平》
6 記憶的崩解 證人
「今天你在這個法庭上，有看到那晚進到你公寓裡的那個人嗎？」
被害者環顧室內。
「有的，檢察官。」
梅里韋瑟郡(Meriwether County)的檢察官小心地措辭。這是審判中的關鍵時刻：可以讓情勢一舉倒向自己的機會。如果他的表現可以發揮最大的戲劇效果，喬治亞州的陪審員就會站在他這邊了。
席上的女人等待著，其他人看著她—這位上了年紀的女性受傷得很嚴重，連專門採集強暴證據的工具都派不上用場；她的臉有一部分已經麻痺動不了了，臉上還帶著犯罪發生當時的恐懼。
「女士，如果可以的話，請走出證人席，並指出那個人是誰。」
她依照檢察官的要求離開了座位，將法庭四面環顧了一次之後，舉起手。
「是他。」
約翰．耶柔米．懷特(John Jerome White)被宣告有罪，並判終身監禁。
在審判中，懷特一直堅持他沒有在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的清晨闖進那位女性的屋裡，打了她，還強暴她。他也沒有接著又從她的皮包裡搶走七十元現金，把電話線從插座上扯斷，然後從後門走出去。他一直說：「我知道我沒有強暴那位女士。」
如果這件案子只看實際證據的話，懷特大概就可以讓陪審團決定放他走了。檢察官沒有太多物證—國家犯罪實驗室(State Crime Laboratory)哥倫布分部(Columbus Branch)的刑事專家證明從犯罪現場床上採到的頭髮，和懷特的頭髮「有足夠的相似性」，「足以認為它們屬於同一個人」。但是經過交叉詰問之後，作出該分析的專家卻被迫承認他的確信程度其實很低：從被害者的房子裡所採集到的頭髮「可能是」懷特的，但這只不過是指「是懷特的可能性比不是他的可能性大一點」。
不過，檢察官還有最後一張王牌。
被害者指認懷特是攻擊她的人，而且不只一次，而是有三次，都在不同的時候。任何地區檢察官都會告訴你：只要能讓被害者主動指認，就是成功收押一個人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依照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William J. Brennan Jr.)的說法：「由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席上伸手指向被告，並說出：『就是他！』，沒有比這更有說服力的了。」
不過約翰．耶柔米．懷特真的沒有做。犯罪現場的頭髮在二○○七年又重做了一次DNA測試，排除了他是行凶者的可能性。
當懷特在那年的十二月走出梅肯州立監獄(Macon State Prison)時，被害者已經去世很久了，但是她在二十八年前指向他的手指，留下了無法回復的傷痕。如果不是她犯了錯，懷特就不用大半生都在牢裡度過了。這件事情這麼輕易，而殘酷。
不過這個案子還有個更黑暗的轉折點。因為懷特受到指認，所以本案就結案了。當局於是不曾再試著找出真正的行凶者，也不知道警察其實差一步就逮到他了—不是當凶手在幾十年後又強暴了另一位梅里韋瑟郡的婦女的時候，而是就在一九七九年當時。在犯罪發生沒幾週之後，被害者來到警察局、站在前頁圖的五位男性面前的時候。
懷特剛好站在五個人的中間，穿著撕破的牛仔短褲和白色T恤。他瘦得像根電線杆，姿勢很放鬆，幾乎像個女孩子—兩腿併在一起，手肘靠在身體上，屁股扭向一邊。眼睛直視著照相機。
被害者毫不遲疑地認出他—拿著三號牌子的人。被害者說她「幾乎確信」他就是那個行凶的人。
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但這個故事還只說到一半。其實她那天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真正攻擊她的人也站在她面前，只要再往右邊看兩個人：拿著五號牌子的詹姆斯．愛德華．帕勒姆(James Edward Parham)—他是圓臉，穿著牛仔褲和橫紋襯衫，睛睛看向旁邊。就在警察局，她看到了真正攻擊她的人，但卻選了一個無辜的人。
帕勒姆也被列在接受指認的幾個人之中，其實只是一個巧合。警察主要針對的人是懷特。帕勒姆只是剛好在被害者要來指認時，因為另一件不相關的案件被關進警局裡，才被拉來當「分母」的。警察也完全不知道帕勒姆才是他們在找的人。在過了幾乎三十年之後，當時發生的每件事才被串在一起。
懷特的案子並不常見，但是也絕不是單一個案。有少數的案子在事後由研究者以DNA化驗證明為無罪，在這些案子中，還有至少其他兩個例子，也是被害者在可以指認加害者時，卻選擇了一個無辜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