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感於「今日的絕症，明日的醫學」而寫下這本書，希望對醫藥起源有興趣的科普讀者或者對醫療史有興趣的歷史讀者有所助益。本書不只於介紹生物醫學的光輝過往，或者是醫術高明、視病猶親的前輩。它善用敘事技巧，以人文洞見，邀請讀者進入過去，彰顯閱讀醫學史的時代意義。
文章節錄
《醫學，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從宗教、都市傳染病到戰地手術，探索人類社會的醫病演變史》
戰爭與醫學
美國生理學家兼醫學史學家約翰‧富爾頓（John F. Fulton, 1899—1960年）在一九五三年發表了對二次世界大戰醫療史的反思，他提出當時「醫學上最重大的進展」是軍醫和平民醫師在戰爭的壓力下發展出來的。富爾頓的說法不無道理。自古以來，戰場一直是新的手術技巧、技術發展和應用的舞台，燒傷和創傷的護理方式以及感染症的治療都是在戰場上發展出來的，戰地同時也是衛生改善、復健、教育傳播和護理實踐的場域。戰爭還催生出諸多全球人道組織，如紅十字會和世界衛生組織（WHO）以及改善照護分配和傷亡人員運輸的系統。現代社會也認識到這些成就：在二十世紀，許多在戰時投入研發的科學家和醫師都因其創新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獎或醫學獎。
不過，戰爭和醫學之間的關係可沒有這樣簡單，不是光審視此時期的醫療成果就足以說明當中複雜的關係。戰爭期間的科學和臨床成果存有很大的差異，端視軍事衝突的性質和牽涉到的特定醫學分科而定。有時醫師的聲譽因為其對軍事目標，而不是醫學的投入而蒙羞。士兵的健康和安全因而大打折扣，他們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人體實驗的受試者。戰爭期間的醫學進展也並不一定會轉入民間，而且國家將資源投入戰場，可能會讓平民更易遭受新的健康威脅。從這些角度來看，戰爭不見得有益醫學發展，也並非總是能造福患者的健康和福利。
克里米亞戰役、美國內戰和普法戰爭，對於推動護理改革及功能性心臟病的定名確實有助益，就像「應激性心臟病」（irritable heart）。它是一八七一年由內科醫師雅各布‧達科斯塔（Jacob da Costa, 1833—1900年）所發現，描述士兵在遭受脅迫時，會經歷到心悸、脈搏加速、胸痛以及呼吸困難等症狀。不過，在波爾戰爭以及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面對疾病肆虐以及更具破壞性的攻擊時，就能明顯看出醫學的能力範圍與限制。
波爾戰爭還為英國人民帶來其他後續影響。英國媒體揭露出當中一項關鍵問題，許多招募來的新兵身體狀態不佳，這問題又因為一項官方在南非的損失調查而更加引人注目。統計資料顯示，有近六成的男性因為殘疾或健康不佳而遭軍隊拒絕。對於健康和體能的擔憂又因為其他問題而加劇，諸如城市貧民窟對健康的影響，以及顧慮人類退化導致智力缺陷、肺結核、精神錯亂、犯罪和濫交的情況增加。鑑於帝國對英國霸權和自我認同的重要性，國族健康成了一個極為重大的政治議題。
加拿大內科醫師海倫‧麥克莫西（Helen MacMurchy, 1862—1953年）大聲疾呼「沒有孩子就沒有國家」，這樣一個簡潔的口號，正好可以說明一九二○年代因大英帝國的衰退和殖民權力日趨式微所提出的各項補救措施的信念基礎。
一次大戰是戰爭醫學史上的分水嶺。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一戰期間，大約有八百萬士兵陣亡，兩千萬受傷退役，另外還有七百萬士兵列為失蹤。這是軍事史上第一次戰傷造成的傷亡人數超過疾病和飢餓造成的死傷數量。部分是因為當時使用的武器更具毀滅性，以及戰壕作戰的危險，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有所進步。除了大砲、迫擊砲和空中轟炸對身體造成的創傷，更受注目的是「驚彈症」（shell shock）這類戰場上日益增多的精神疾病，至少在政治上這很重要，即使受害人數規模其實不是那麼大。根據最近來自法國、德國和英國的估計，大戰期間每個國家約有二十萬士兵，因為罹患某種形式的心理疾病而離開戰場返回家園。英國有五萬八千四百零二人（占所有殘疾軍人的6.8%）因為驚彈症獲得戰爭撫卹金，另外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十五人是因為「功能性心臟病」而領取退休金返國休養。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些醫藥和外科創新的誘因。當時發展出根據傷勢嚴重程度來排定治療順序的檢傷系統，建立以消毒劑清洗傷口的新方法，以及在修護站事先進行早期醫療等措施（見圖十七）。使用Ｘ光機來判定彈片位置、偵測氣性壞疽（gas gang rene），並且更準確地判定骨折。在轟炸期間會將受傷的士兵和平送到骨折專科診所或是戰傷部門治療，在那裡會提供新的診斷、照護和復健方法。疫苗接種計畫、機動細菌檢驗部隊還有滅蝨站，都有助於減少傷寒、天花和斑疹傷寒的發病率。到大戰結束時，還成立了專門處理梅毒等問題的性病診所。
更引人注目的是，紐西蘭外科醫師哈羅德‧吉利斯爵士（Sir Harold Gillies, 1882—1960年）率先發展出整型外科手術。吉利斯最初在艾爾德肖特（Aldershot）的劍橋軍區醫院任職，後來又到倫敦東南區的皇后醫院工作，他不僅注重人體基本的解剖構造重建，也移植皮膚和皮瓣，用以治療因創傷和燒傷造成的面部毀容，提升了整形手術的美學效果。在戰爭期間，吉利斯和他的團隊為數千名傷兵動過手術，為日後更雄心勃勃的整容事業打下基礎。吉利斯的手術專長全都為英國外科醫師兼藝術家亨利‧唐克斯（Henry Tonks, 1862—1937年）繪製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