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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結冷戰
  托卡契夫是中情局在冷戰時期最有價值的間諜之一,提供給美國其他間諜拿不到的情報。跟過去的那些間諜所提供的文件情報不同,托卡契夫提供的是科技情報,讓西方在冷戰之中可以掌握先機,破解蘇聯及其盟友在武器和科技上的優勢。托卡契夫所提供的情報堪稱價值堪稱超過上億美元。因此才會有「價值連城的間諜」之稱,沒有他,西方就無法贏得冷戰。

.作者:大衛‧霍夫曼
.譯者:林添貴
.分類:史地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7/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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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終結冷戰:一個被遺忘的間諜及美蘇對抗秘史》

第一章

走出鏡像

  蘇冷戰初期,中央情報局隱忍著一個秘密:中情局從來不曾在莫斯科街頭布建間諜網。中情局沒在莫斯科吸收間諜,是因為對他們可能要吸收的任何蘇聯公民或官員而言,實在太危險了——有位中情局官員回憶說:「極端危險」。從第一眼相中可能的間諜、展開接觸起,吸收的過程充滿了被蘇聯情報機關「國安會」( 格別烏KGB )特務發現的風險,假設被逮到,穩死無疑。少數在蘇聯境外自動投靠、或經中情局吸收的間諜,回到國內後繼續平安地報告。但是絕大部分時間,中情局不敢在「黑暗中心」輕舉妄動吸收間諜。

  這是扭轉大局的一個間謀作業故事。主角是在絕頂機密的設計實驗室任職的一位工程師,他是蘇聯軍事研究機構中的空中雷達專家。滿懷憤怒、存心報復的他,把數千頁秘密文件交付給美國,其實他從來不曾到過美國、對美國也沒有多少認識。六年之內,他在格別烏特務密布的莫斯科街頭,和中情局探員碰面二十一次,一點都沒露出破綻。這位工程師是中情局在冷戰時期最有價值的間諜之一,提供給美國其他間諜拿不到的情報。

  這項行動是中情局蛻變成長的重大過程,它完成了長久以來認為辦不到的任務:就在格別烏特務眼皮子底下與這個間諜碰面無數次。

  後來,整個作業垮了,不是遭到格別烏偵破,而是美國人自己內部窩裡反、壞了大事。

*****

  要了解這項行動的意義,我們必須回顧中情局長久以來拚命試圖滲透蘇聯的艱苦歷史。

  中情局誕生在珍珠港遭到突襲的災難中。儘管事先已有警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軍仍然達成全面、壓倒性的突襲,擊沉或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二十一艘船艦,造成兩千四百多人喪生,迫使美國投入戰爭。情報分散在不同機關,沒有人將它們整合起來;國會日後調查得到結論,情報事權不統一,構成  「嚴重瑕疵」。一九四七年成立中央情報局,顯示國會和哈利‧杜魯門( Harry Truman ) 總統有強烈的決心,絕不允許再次發生珍珠港事變。杜魯門要求中情局提供高品質的客觀分析。它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由文官主持的集中事權之情報機關。

  但是,蘇聯的威脅擴大,它封鎖柏林、取得原子彈,史達林又緊密控制東歐,中情局的原始任務旋即改變。中情局的任務很快就不僅限於情報分析,也擴及到間諜和秘密行動。以喬治‧肯楠( George Kennan )一九四六年由莫斯科發出的長電報( long telegram )為開端,美國的圍堵政策旋即大幅擴張,試圖對抗蘇聯在全球各地滲透及顛覆政府的野心。冷戰先從爭奪飽受戰火蹂躪的歐洲開始,散布成為意識型態、政治、文化、經濟、地理和軍事力量的競爭。中央情報局站到第一線。反共戰爭從來沒有升高為超級大國之間的直接交戰;它只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的陰影下交手。它在國務卿狄恩‧魯斯克( Dean Rusk )所謂的「世界暗巷」中上演。

  有一條暗巷特別危險,沒人敢走——那就是蘇聯本身。史達林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能戰勝納粹,證明蘇維埃體制的不可撼動。大戰過後,他堅決、刻意深化他在一九三〇年代煉就的殘暴、封閉的制度,在社會建立永恆的緊張,不斷地鬥爭「人民公敵」、「間諜」、「懷疑論」、「國際派」和「敗類」。他嚴禁人民收到國外寄來的書報文章,或是聆聽外國電台的廣播。就許多人而言,出國旅行幾近不可能,未經核准與外國人接觸必將嚴懲。電話遭監聽、信件被檢查,檢舉密告受鼓勵。每一個工廠、辦公室都有秘密警察。任何人坦白說話都很危險,即使在親人圈子也不能說真心話。

  這樣的環境很難搞間諜活動。冷戰初期幾年,中情局沒在莫斯科設置工作站,也沒在全世界最大、最秘密的黨國社會首都派駐情報探員。它沒辦法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吸收俄國間諜。蘇聯的秘密警察機關一九五四年後改名國家安全委員會( Komitet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一般人耳熟能詳稱之為格別烏,它老練、精明、無所不在、乎段殘忍。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格別烏奉史達林之命、積三十年整肅清算經驗,在戰時及戰後消滅對蘇聯統治之威脅,也想方設法偷竊美國的原子彈技術。外國人要在莫斯科與人攀談而不引人側目,根本就不可能。

  中情局還是初生之犢,樂觀進取,天真,決心勇往直前——反映美國的特質。一九五四年,先鋒型的飛行員詹姆斯‧杜立德( James Doolittle )將軍提出警告,認為美國必須更加強悍、更加冷血。他向艾森豪總統提出一份絕對機密報告,提議「我們必須發展有效的間諜和反間諜機關,必須學習利用比用來對付我們的伎倆更狡黠、更細緻、更有效率的方法,來顛覆、破壞、摧毀我們的敵人」。

  中情局面臨強大的壓力,要求它取得有關蘇聯及其衛星附庸的情報。華府的決策者憂心在歐洲可能爆發戰爭——很焦慮要取得先期警告。許多資訊可從公開來源取得,但它們畢竟和真實、有穿透性的情報不同。一九五〇年代負責中情局秘密作業的理查‧赫姆斯( Richard Helms )回憶說:「從一再指示要『有所作為』,到憤怒地要求『放手去做』,要求績效的壓力紛至沓來。」

  中情局在蘇聯境外,努力地從難民、投誠者和移民蒐集情報。全世界各地的蘇聯外交官、軍人和情報人員都是爭取的對象。中情局秘密行動小組從歐洲難民營裡吸收人才,組建一支秘密大軍。它培訓約五千名志願者做為「後核戰的遊擊部隊」,一旦發動原子彈攻擊之後打進蘇聯。另外,美國空投孤鳥特務進入蘇聯集團,執行間諜任務,或與抵抗運動建立聯繫。他們大部分被逮捕和殺害。秘密行動小組負責人佛蘭克‧魏斯納( Frank Wisner )夢想滲透進東歐集團,從而裂解它們。魏斯納希望透過心理作戰和地下援助——提供武器、無線電台和文宣——或許可說服東歐人民起義,推翻他們的共產黨高壓政府。但是,幾乎所有這些深入敵後秘密行動的努力全都失敗。它們所產生的情報極少,難以撼動蘇聯。

  中情局特務仍然不得其門而入。赫姆斯回憶說:「達成我們使命的唯一方法是開發內線消息來源——要有坐在決策者身邊、聽到他們辯論、讀到他們函電的間諜。」但是赫姆斯也承認,在莫斯科吸收和運作能就蘇聯領導人的決策提前示警的間諜,「其困難度無殊在火星派駐間諜」。一九五三年,針對中情局掌握的蘇聯集團之情報進行全盤評估,得到的結論相當冷峻。報告坦承:「我們對於克里姆林宮的思維沒有可靠的內線情資。」軍事方面,它說:「對於敵人的長期計劃和意向,基本上並不存在可靠的情資。」評估報告提出警告:「一旦遇到突襲,我們無法希望取得蘇聯軍事意圖的任何詳細資訊。」(註10)中情局成立後頭幾年,它「近乎不可能,難以派特務滲透進入史達林這個強固的警察國家」。

  赫姆斯說:「當年我們有關蘇聯的資訊的確十分貧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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