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置臺北城

發稿時間:2018/04/06
錯置臺北城
錯置臺北城
作者|周文龍
譯者|陳湘陽、蔣義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日期|2018/03/10

  「我的這趟旅程,自臺北新公園開始、結束,但不論從歷史或現代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則關乎整座島嶼的故事。」多年前,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中國文學及文化研究榮譽教授周文龍踏上寶島,行走其間,發出連篇探問奇想,成就這份田野踏查紀事。

文章節錄

《錯置臺北城:循著學者的路人視角,從公園裡的銅馬出發,探勘百年首都的空間、權力與文化符號學》

臺灣博覽會

  位於臺北新公園內的博物館,在配合日本整體殖民政策(一九一五─四五)運作的三十多年間,只有一次將博物館宣傳為一般臺灣市民的空間──於一九三五年秋天舉辦的「始政四十周年記念臺灣博覽會」。日本統治者想藉臺灣博覽會將其文化及政治力量高調地展示在所有人面前,就連遠從臺東來的村民也不放過。一九三五年的日本正值殖民統治的巔峰,蓄勢待發準備執行其帝國主義計畫,一舉席捲東亞及東南亞。站在這樣的高點上,博覽會不僅僅是慶祝四十年的殖民統治順利,更是像所有國際展覽一樣,是未來事物的投射,是指向殖民地未來的路標。

  臺灣博覽會的主要場地都位於臺北市,但整個殖民地都參與了這場宣揚國威的活動,全島上下大多數的城市及鄉鎮都各自舉辦相關的小型展覽。這場慶祝活動透過眾多新穎的科技大肆宣傳,包括電臺廣播、發光的廣告看板、甚至用飛機投下宣傳單。統治者不僅鼓勵(到幾近騷擾的程度)臺灣島上的居民前來臺北(東西岸皆加開專用火車和其他旅行方案),甚至還向海外進行特別宣傳,尤其是針對日本本土,寫出「來訪寶島欣賞博覽會」、「秋季旅行──造訪臺灣博覽會」等標語。從十月十日到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五十天內,博覽會一共吸引了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八百九十五名遊客觀賞,其中絕大多數應該是臺灣人和居住在臺灣島上的日本人,但這個數字也包含了日本本島人、韓國人、中國人和其他國籍的遊客。

  透過朱點人一九三七年的短篇小說〈秋信〉,我們可以稍微體會臺灣博覽會對在地人錯綜複雜的社會影響。故事中有一位說臺語的鄉村日本巡查是博覽會官方宣傳的主要負責人,而老讀書人陳斗文則代表了頑固的反抗聲音,拒絕所有前往臺北觀賞博覽會的邀約和說服。年老的陳斗文最終因兒子寫信鼓舞,才心不甘情不願地踏上別人替他指定好的朝聖之旅,但當他抵達臺北的博覽會時,展覽本身和城市近期的變化卻令他不解且氣憤不平:

  臺北驛前的路上,人波浩浩蕩蕩地向著博物館推著,斗文先生像失了舵的孤舟,正不知該划到哪裡去好。臺北的地理,早奪去了他昔日〔十五年前〕的記憶,他正在茫然自失間,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推到第二會場的入口來了。……〔參觀完有關教育的展覽,正和日本學生起衝突〕「倭寇!東洋鬼子!」他終於不管得他們聽得懂與不懂,不禁地衝口而出了:「國運的興衰雖說有定數,清朝雖然滅亡了,但中國的民族未必……說什麼博覽會,這不過是誇示你們的……罷了……什麼『產業臺灣的躍進……』〔博覽會的標語〕,這也不過是你們東洋鬼才能躍進,若是臺灣人的子弟,恐怕連寸進都不能呢,還說什麼教育來!」

  陳芳明將此篇小說列為範例,認為是針對臺灣博覽會大肆宣揚的現代化工作所展開的攻擊──對臺灣人來說,這些現代化工作的進展代表著在地生活方式的「毀壞和喪失」。然而陳斗文先生老邁的年齡和極端保守的觀念(小說將他描述為思想僵化的清朝遺民),都使他對博覽會尖銳的批評站不住腳。故事最後似乎呈現出一種現代化和殖民統治的不可避免,甚至是樂意接受。

  另一位村民對老人說的一番話,似乎呈現大眾普遍對博覽會所抱持的態度:

  「不去〔博覽會〕是真可惜的!別庄我不知,單就我們的庄裏,沒有一家無人去看的!聽說今天的團體很多,說不定臨時火車又要滿員了。陳秀才!做人無幾時,你的年紀又這樣老了,今日不看,要待何時!來去看好啦,多看一番光景,豈不好嗎?」

  這種「多看一番光景」的呼籲在整個博覽會中隨處可見,宣揚現代世界的物質文化,與傳統和殖民時期前的景況大相逕庭。

  博覽會中的各展館和表演場地,大多以國際現代主義或裝飾藝術風格建成,在其中展示的最新科技包羅萬象,包括人形機器人、立體透視模型、自動化展示、三維地圖、遊樂園體驗、錄製音樂及電影,哥倫比亞唱片是當年博覽會最主要的販售廠商之一。日本向二十世紀初的國際博覽會取經,參與其中並學習全新的展示形式,日本殖民政府試圖舉辦自己的「世界博覽會」,以展示其掌控的殖民財產以及整個帝國的願景。日本之所以參加舉辦於歐洲及美洲的國際博覽會,是因為其模稜兩可的地緣政治位置。日本是「東方諸國」中最進步的國家,在其他國家的視野中,既不現代也不傳統,日本的國民既不是白人也非有色人種,既不是「我們」也不是「他者」,而是奇異的混種。比如日本人被稱為「東方的美國佬」或「東方的盎格魯撒克遜人」。臺灣博覽會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模稜兩可定位,但這次日本人是「我們」,而在某種程度上臺灣人則是「他者」,有機會成為「在中國的日本人」。

  日本當局剛開始策劃臺灣博覽會時,希望在臺北市郊區找到一處大規模的場地,卻一直找不到具備足夠設施的理想地點。日本執政者因此決定將博覽會會場一分為三,其中兩個在市中心,另一個會場(一間飯店及溫泉館)則設在郊區的山上。後來應地方商業領袖的要求,於大稻埕社區增設了第四個會場。在這裡,我想把討論焦點放在設置於臺北新公園的第二會場。

  鄰近西門的第一會場主要展示日用品及治理活動,第二會場提供參觀者更廣的展示類別和主題。舉例來說,第二會場是展示臺灣現代殖民文化的主要會場,暗示臺灣(在日本的指導下)正成為邁向現代世界的新成員。這些展覽包含電氣館、專賣館、船舶館,還有兩個大型會館進行文化展覽。一如預期,殖民博物館是這個會場眾所矚目的焦點,其中的第一文化設施館透過模型、展示品和立體透視模型,描述了島上人民的現代生活樣態,有些場景頌揚臺灣的教育制度和島上設立的眾多神社。博物館的新古典主義建築也成為臺灣博覽會的迷你「白城」,呼應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個國際博覽會恢弘的新古典主義場館建築。

  博物館東邊的開放空間(運動和遊行場地)經過最完整且最有系統的規劃──這是公園內少數幾個能夠將展館和展示空間排列成規則幾何圖形的區域,形成一個小四邊形和一座商場。值得注意的是,大小僅次於博物館的國防館正是位於此區。這個場館的設置清楚宣示了日本當時日漸壯大的軍國主義,展品包括等比例裝備、武器模型和立體透視模型。在其中一個展覽中,一名異常女性化的假人背著等比例的降落傘從天而降;除此之外也有水陸兩棲飛機模型、炸彈從轟炸機中投下、迫擊砲、戰術通信裝備等等。正如其他科技展覽,這些武器的展示不僅宣揚了當前的成就,也指出未來的方向──其中兩個立體透視模型,出現了專為熱帶氣候設計的軍服,臺灣籍的參觀者肯定能從中看出日本的意圖。還有一個立體透視模型展示了「未來戰時的食物配給情形」,而畫在背景中的地景恐怕在暗指中國北部地區。事實上,羅時瑋更表示臺灣博覽會其實是為日本高層的高階會議做掩護,讓他們祕密商議對該地區展開軍事侵略的計畫。就連「子供之國」(兒童館)遊樂區都參與了這樣的軍事宣傳──其中一項遊樂設施是機翼上印有標誌性日本太陽的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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