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奧斯特是當今最有創造力的小說家之一，他的故事充滿詩意，不若許多小說家重複書寫自身經歷，他的文字已經超越讀者的想像力，也超越了自己的人生。不但如此，保羅．奧斯特的小說「後座力」很強，常常在讀完後仍會深陷其中。舉個例子，讀《昏頭先生》像是進入一個夢境，故事的開頭是個8歲的小男孩，整天幻想自己會飛，後來一個帶走他的陌生人宣稱要教他飛行，男孩果真也學會了，只是他一飛就頭痛，原來是得了一種會飛的病，只有兩條路，一是永遠不飛，二是自閹……這已經不是讀完後有什麼思索的問題，而是完全被籠罩在某種氣氛當中。
如此特別的小說家，原來有段不凡的「販夫走卒」生涯。這本自傳讓我們看見保羅．奧斯特早年在各種想法、生活方式、職業當中跌跌撞撞，他認為寫小說須避免和太多創作者為伍，所以去洗碗、跑船、裝冷氣……，還曾發明一種用撲克牌玩棒球的遊戲，四處推銷了兩年；他發現政府公布的10大通緝要犯，有7個是他朋友，而他住處樓下的乞丐，原來是有名的畫家……。
戲劇化的遭遇，讓讀者咀嚼出苦澀的香味，書的結尾就停在他出版第一本書之時，保羅．奧斯特說：為混飯而寫書的日子到此為止。嘎然而止，留下帶給讀者的震撼與感動，一如他的小說。而本書原書名──Hand to Mouth也頗有深意，是「僅能餬口」的意思，也有kiss goodbye的意味──向過去說再見吧。
文章節錄
二十好幾到三十出頭是我人生一段灰溜溜的歲月，事事一敗塗地。我的婚姻觸了礁，我的作家夢泡了湯，錢的問題把我壓得透不過氣。我的窮不是偶爾的拮据，也不是每隔一陣子便要勒緊腰帶，而是一種不間斷的、磨人的，幾乎讓人窒息的窮，害我心神不寧，陷入無休止的焦慮。
要怪只能怪我自己。我對錢的態度一向拖泥帶水、不清不楚，飽受互相矛盾的衝動拉扯，所以最後只能自食其果。自始至終，我唯一的志向就是寫作。早在十六、七歲，我便知道自己想當作家，卻不會天真地以為可以賴寫作維生。當作家跟選擇當醫生或警察不同，它不是一種「職業選擇」，因為與其說是你選擇這一行，不如說是它選擇了你。一旦認了命，承認除寫作外沒有別的工作適合你，你便得準備好要走一段漫漫長路。……
大多數作家都過著雙重生活。他們通常有一份收入不賴的正職，然後利用騰得出來的時間（大清早、深夜、週末或假期）從事寫作。例如，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和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都是醫生、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從事保險業、艾略特（T. S. Eliot）先是在銀行上班，後來在出版社工作。在我認識的熟人裡，法國詩人迪潘（Jacques Dupin）是巴黎一家畫廊的副館長；美國詩人布魯克（William Bronk）有四十多年在紐約州北部管他家族的煤礦和木材生意；小說家德利洛（Don DeLillo）、凱瑞（Peter Carey）、魯西迪（Salman Rushdie）和倫納德（Elmore Leonard）都在廣告界待過一段長時間。還有些作家是以教書為業。這大概是最常見的解決辦法，因為幾乎每一家知名大學或野雞學院都有開設「創意寫作」課程，讓許多小說家和詩人可以競相爭奪一個落腳點。誰又能怪他們？他們薪水也許不豐厚，工作卻穩定，又有許多空閒。
問題是我不喜歡過雙重生活。我不是好逸惡勞，只是一想到上班生活需要遵守朝九晚五的時間表，我便涼了一截，完全提不起勁。二十出頭的時候，我覺得自己還年輕，不應該安定下來，不應該浪費時間去賺超過基本需要的錢。那年頭的物價仍然低廉，加上我「一人飽，全家飽」，我估算，只要一年能弄到個大約三千美元，便足夠餬口度日。
我是在研究所待過一年，但那只是因為哥倫比亞大學除了免我學費，還提供一筆兩千美元的獎學金。換言之，我是為了錢而唸書的。儘管條件優渥，我還是很快明白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已經受夠學校生活，一想到還要在學校待五到六年，便覺得比死還要難過。我想要寫書，不想老是研究書。起碼，就原則上來說，我覺得當作家的人不應該窩在大學裡，不應該和太多志趣相投的人為伍、不應該過得太舒服。過得太舒服容易讓人自滿自足，而一個作家一旦出現這種心態，就等於是報銷了。
我不打算為自己的抉擇辯護。這抉擇也許不切實際，但我壓根兒就不想講究實際。我嚮往的是體驗各種新事物。我想要走進世界，測試自己，周遊四方，盡情探索。我相信，只要願意睜開眼睛，任何遭遇都會對我有價值，都可以教給我一些我不知道的道理。一個年輕作家向親人朋友告別，投向未知、發現自己——這種方法聽起來很老套，也大概真的很老套。但不管如何，我不相信有其他方法更適合我。我渾身是勁、滿腦想法而腳底發癢。世界是那麼的大，我最不願意的便是謹慎自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