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書對讀者而言，常會太艱澀或太嚴肅，難以引起興趣，但中國歷史權威許倬雲的著作，深入淺出，用字乾淨簡練，以富親和力的方式傳達作者的史觀。
本書由上古殷商時代講起，將大歷史集中在不算厚的小書裡，藉「我者與他者」這個主題，讓我們從歷史中獲得借鏡。「我者」與「他者」指的是什麼呢？第一，指中國與其他國族；二、中央與邊陲；三、中央政權與地方社會；四、社會上層與下層的互動；另外還有市場經濟網絡與文化學術層面的「主流」與「異端」。
我們可以藉著觀察大歷史發現，中國歷史上最有活力、最強盛的時期和朝代，都是弱化我者與他者隔閡的時期，甚至地方也有很大的權力，而非中央集權；如此一來不但風氣開放，族群和諧相處，經濟昌盛，也激盪出文化藝術的火花。但中國在清代以後開始僵化，發展停滯不前，直到現今仍有很大的問題，而且不單是中國，所有華人國家社會都是如此。許倬雲以溫和理性的角度批評中國的民族主義，和台灣的本土派運動，當我們越排外，越容易走向封閉、自大、衰退而不自知，這是歷史長河中不變的教訓。
文章節錄
跋
中國近代史，通常以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為始點，這次抗爭的關鍵在通商與「進城」，都是以「我者」拒絕「他者」於大門口。中國必須面對新的「他者」，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挾其軍事與經濟的實力，終於打開大門。面對這批新的夷狄，中國完全失去了過去的文化與經濟優勢！
接下去的大事，乃是「太平天國」的挑戰清廷。太平天國，在種族觀念上，以漢族的「我者」，打起驅除滿族的「他者」，可是又以西方宗教為口號，挑戰中國的儒佛道三家，卻又是顛倒了「我者」與「他者」的相對地位。太平天國的這一矛盾，當可由人類學的「貨船現象」解釋。
太平洋小島的居民，在西人貨船到埠時，完全不能抵拒，卻又意外的得到一些利益，於是，島民以為，只要模仿西方船隻的旗幟服裝，就能召來西人的貨船。
太平天國襲用基督教的形式，卻並不真正知道基督教的教義，更不知西方文化為何物，徒然在漢滿的「我─他」與中西的「我─他」之間，造成矛盾，招致儒生的反彈，組織了湘軍，保衛中國文化，擊敗了太平天國，曾、左諸人，嚴守儒家君臣倫理，不再關注滿漢華夏夷狄的「我─他」對立。
另一方面，經過戰爭的實際經驗，那些中興名臣都認識了西洋武器的厲害，於是，洋務成一時大事，中國在這一場大戰之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者與他者之間，第一次有了整合。從此以後，「我─他」的易位，即是一步一步開展，而傳統「華─夷」、「漢─滿」的內部分野，也逐漸失去了意義。
下一個階段是「維新」運動。無論康有為如何將「維新」的思想源頭訴諸孔子託古改制，及將《大同書》的源頭訴諸公羊學與《禮記．禮運》，參與維新運動諸人，毋寧承受了西方政制的影響，也承受了日本明治維新的衝擊。這次運動，「中學為體」的口號，又一步淡薄了。中國的「我」，卻成為當時保守人物的專用品，因為他們將「維新」貶為「變華為夷」、是大逆不道的改寫祖宗制度。
這一涇渭分明的對立，又引發了義和團運動。在教育並不十分普及於全民時，大眾文化通常只是上層精英文化的稀釋形態，其價值系統，大致會經過長期浸潤，深入人心，但並不具有反省的機制。
義和團運動正是中國文化長期積澱而深入民間的大眾文化。當時，西方文化的先鋒，以傳教方式，隨炮艦而來。基督教的教義與儀節，對中國內陸的鄉村百姓，是十分怪異的事物。教堂吸收的早期信眾，又頗有人依仗洋人勢力，橫行鄉里。中國北方內陸的鄉村，接觸洋人較南方沿海為晚，北方農村經濟並不十分富足，教堂與若干不肖教民的行為，往往直接傷害了鄉民的利益。
文化與經濟兩個方面的衝擊，使當時中國北方內陸鄉村，從懷疑轉變為敵意，終於堅持「我者」的立場，排斥無端入侵的「他者」。他們能夠憑藉的文化資源，不外從大眾文化中吸取，因此撐持「扶清滅洋」的力量，只是民間傳說中的英雄，依附在秘密宗教的符咒與法術，冀望自己能有超凡的力量，消滅外來的「他者」。
滿清宮廷的權力鬥爭中，一些守舊親貴，引義和團為助，更使義和團的團民自以為是。這一運動的失敗，對於中國傳統的大眾文化，乃是「我者」的幻滅，中國上下，從此放棄了自己的傳統，對西方的「他者」，由畏生敬，「崇洋媚外」之外，只剩下族群意識的堅持。民族主義情緒化，一方面可以長久維持抵抗外侮的決心，另一方面，也可以導致色厲內荏的虛驕。兩者都在中國近代史上不斷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