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據的資料可以佐證歷史，點出真相，國際知名的英國籍中國近代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所著《胡若望的疑問》，敘述將近三百年前中國小人物胡若望爭取機會跟隨神父前往歐洲，不料因為行徑怪異，被關入精神病院長達兩年半才被送回中國，充足的史料讓讀者由小看大，看到十八世紀東西文化交會的衝擊。
這本書是傳記式著作，卻是寫清朝廣州小人物胡若望與把他帶到歐洲的天主教耶穌會神父傅聖澤兩人。傅神父到中國傳教多年後奉召回羅馬教廷，他主張中國流傳幾千年的文化典籍可以找到神的奧義，並購買大量華文書籍帶回歐洲研究，但需有華人幫忙抄，帶中國人出國卻易有爭端，僅識字的教徒胡若望主動爭取而隨行。
胡若望雖與傅神父簽約還獲預付金，但赴歐路上言行怪異，到達歐陸，只幫忙抄寫部分典籍，就常不告而別赴各地流浪，甚至想行乞走遍全歐，曾帶著自製鼓與寫著「男女有別」的小旗子在巴黎街頭傳教，吸引群眾圍觀，又不肯跟神父回教廷，而被交由警察送到精神病院，另一神父兩年半後來看他，他問：「為什麼把我關起來？」
異於常人的胡若望，由於傅神父與他人來往的書信，與傅神父因胡帶給他負面傳聞而寫給法國路易十四國王史官的報告，而名列羅馬、倫敦、巴黎等世界三大檔案館史料。在作者努力爬梳整理出來的史料中，令人激賞的是讓檔案還原史實很細節的過程，包括當時從廣州到歐洲的許多場景，平實地描述中，呈現胡若望的疑問，點出東西文化交會的差別與衝擊，堪稱值得一讀的大史家小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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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若望最令人驚奇的一點，也許就在於我們竟然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中國的傳記傳統大量記載了學者與政治人物、思想家與詩人、道德高尚的人物以及言行異於常人的隱士。商人如果富有又樂善好施，軍人如果英勇捍衛國土或平定內部動亂，也有可能獲得記載。然而，胡若望卻不屬於前述的任何一種人物。他出身寒微、生活貧困，也沒有地位尊貴的親戚，而且只受過粗淺的教育，所以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幫人抄寫文件。他在戰場上雖然勇敢，卻缺乏戰技。他雖然信奉天主教，在教會裡卻沒有升上多高的職位。他雖然在一七二二年到過歐洲一次，並且待了三年以上，卻是大部分的時間都關在瘋人院裡，針對這段經歷也只寫了兩封簡短的信件，其中一封還遺失於寄送途中。
然而，關於胡若望這個人的詳細記載卻保存在世界上的三大檔案裡：羅馬的梵蒂岡圖書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以及巴黎的法國外交部檔案。這些資料之所以留存下來，主要是因為當初在一七二二年把胡若望從廣州帶到歐洲的耶穌會神父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心中的愧疚使然。胡若望在一七二六年從法國返回中國之後，巴黎與羅馬便有流言指稱傅聖澤對待胡若望頗為苛刻。剛升上主教的傅聖澤為了維護自己的名聲，於是針對自己與胡若望的關係撰寫了一份詳盡的記載，交給他的友人與教會高階人士傳閱。他把自己的記載稱為「Récit Fidèle」，意為「真實敘述」。其中一份抄本由聖西蒙公爵（Duc de Saint-Simon）取得，他是路易十四政權的著名史官，也是傅聖澤的朋友。後來，這份記述就連同聖西蒙的其他文件收入了法國國家檔案館。另有一份抄本在十八世紀後期流入公開市場，而在十九世紀被人捐贈給大英圖書館。還有一份抄本則是交給了教宗檔案，連同傅聖澤其他未發表的著作、日記與書信本，時間可能是在他於一七四一年去世之後。
這三份｢真實敘述｣的抄本各自都有頁面邊緣的筆記和作者的評注，可見得傅聖澤只要有空，仍然持續潤飾及闡明他自己的著作。比起羅馬和倫敦的抄本，法國的抄本沒有那麼多的附注，顯示這份抄本可能是最早的版本，也許是傅聖澤親手遞交給聖西蒙，因為聖西蒙的影響力可能有助於證明他的清白。大英圖書館的抄本附有一兩封在其他抄本內所沒有的信件，還有許多頁邊注記，但也有缺漏之處，並且在內文裡提及若干「事後補上」的文件，卻看不到這些文件附錄於抄本之後，可見這個版本出現的時間應是介於另兩份抄本之間。羅馬的抄本不僅有幾個簡短的注解在巴黎與倫敦的抄本裡看不到，顯示這是三份抄本中時序最晚的一份，而且還附有一疊非常珍貴的信件，標示著從「A」到「N」的字母。這些都是「真實敘述」裡簡要提及的信件。此外，羅馬的抄本還附有一七二四到一七二五年間，傅聖澤和另一名耶穌會神父戈維理（Pierre de Goville）談及胡若望的所有信件。
在梵蒂岡檔案的其他地方，連同各種十七與十八世紀的中國文件，還收藏了一份目前所知僅存的胡若望親筆信件，是他以中文寫給傅聖澤的信，日期可由間接證據推算為一七二五年十月。在廣州地區的高階官員呈交給皇帝的機密奏折當中（這些奏折皆收藏於北京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近來以影本印行），雖然沒有提及胡若望的姓名，卻詳細記載了他前往歐洲所搭乘的法國艦隊在中國的到港與離港狀況。此外，奏折中也記錄了有關樊守義的不少資訊。樊守義是一名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比胡若望早了十年前往歐洲，並且在胡若望動身前一年回到中國。關於這段歷史，還有些資料可見於巴黎警政官員與夏宏通（Charenton）精神病院先後幾位院長的早期檔案當中。這些檔案皆保存於巴黎蘇比茲宅邸（Palais Soubise）的法國國家檔案館。一七六四年發行的新聞報《猶太通訊》（Lettres Juives）曾經節錄胡若望的故事，但內容頗多斷章取義之處；後來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裡，也根據這則內容不完整的報導而增寫成一篇短文。
不過，我們對胡若望的了解，終究還是得仰賴傅聖澤的記載。不同於現代的部分記史者，傅聖澤沒有試圖藉由抹除過往以證明自己的無辜，反倒精心整理與保存了所有的短箋與信件，即便資料內容對他呈現的形象不盡正面，他也不以為意。我並不認為傅聖澤對待胡若望的方式是正確的，但我卻是因為他所保存的記錄，才得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因此，即便我認為我成功批判了他，但就某方面而言，他仍然是勝利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