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於一九六○年代後期到一九七○年代初期發生許多至今仍影響深遠的抗爭重大事件，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最風起雲湧的一段時期。台灣讀者熟悉的小說家村上春樹作品常常描述那個年代的場景與人物，《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一書更是當時學運健將川本三郎的自傳式全記錄。
作者成長在被稱為「全共鬥時代」的日本學運年代，受到越戰影響，他躬逢日本學運最激烈的年代。東京大學法學院畢業後，他到《朝日新聞社》當記者，常到抗爭現場採訪報導，先後面對許多「全學連」主將與後來的「赤軍連」份子，一名思想犯殺害自衛隊軍官並把殺人證據「死者的臂章」交給他，他基於職業道德而湮滅證據，以致被判刑。他在十多年後的八○年代，才能客觀的回顧省思寫成此書。
閱讀此書，讓我們了解當年日本參與「全共鬥時代」的年輕人為什麼這麼著迷於死亡、內心為什麼充滿虛無與憤怒？也讓我們看到他們的政治理想與文化生活，這些都深深影響日本當代的文學、電影和音樂，名導演大島渚、音樂家坂本龍一、作家村上春樹等的作品都處理他們走過的年代故事，也都深深反映六○年代的精神。
日本六○年代那批風雲人物如今大多居高位與社會主流，他們都有過非常鮮明的青春抗爭印記，而當年日本年輕人為什麼這麼反戰、嗑藥、騷動、流浪、嬉皮的原因在那裡？這本散文式自傳提供解謎的閱讀，在貼近了解當時他們內在心靈世界時，讀者也被引領認識與了解日本當代政治、社會、文化思潮的濫觴。
文章節錄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當時，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我那時候已經幾乎不去學校了，雖然是法學院的學生，但對法律提不起什麼興趣，偶爾去上課也只會打呵欠。我還經常聽說「大學鬥爭是從上課中打呵欠開始的」，那時候的我，覺得上大學不如到新宿街頭有趣多了。
那裡有電影、爵士樂、有地下劇場。還有很多瘋癲率性的狂人和被稱為嬉皮的邊緣人朋友。永島慎二在《COM》漫畫誌上開始連載《瘋癲》是在我大四那年，一九六七年。永島慎二的漫畫世界，雖然以稍前的六○年代前半為舞臺背景，但那氣氛在六七年那個時間點也能感受到。
一直泡在深夜營業的爵士喫茶店，和瘋癲夥伴們清晨才走出新宿街頭。總是吵嚷喧鬧的新宿街頭，只有清晨的一瞬間顯得特別美麗。法國詩人的詩句「世界有時很美麗」那時候忽然生動地甦醒過來。
那時候的新宿西口，現在副都心的地方，原來是淨水場，完全看不到人影，像科幻片的風景般開闊。在爵士喫茶店裡熬通宵後，揉著睏倦的眼睛和瘋癲夥伴們走到這淨水場，眺望一直延伸到遠方的茫漠風景時，感覺簡直像要被吸進風景裡去似的。只有這一瞬間可以忘記自己的事—往後自己要如何活下去才好？學校能畢業嗎？能在哪裡就業嗎？這些麻煩事。
當「爵士樂英雄」約翰．柯川死去時，是在一九六七年夏天，我大四時。正值去考朝日新聞徵才考試落第，無奈只能被迫當「就職浪人」的不安定時期，所以柯川的死，對我打擊特別大。那是才四十幾歲的年輕死法。與其說喜歡爵士樂，不如正確說，是喜歡深夜可以暫窩的爵士喫茶店的我，和那些比我小五、六歲的瘋癲夥伴們，說要舉行一個柯川的「葬禮」，我們就到新宿西口的淨水場去。大家一起把《崇高的愛》（A Love Supreme）的唱片，埋在淨水場裡誰都不可能會去的地方。
夏天的清晨，我還記得冉冉上升的朝日中，野狗成群結伴在淨水場的遠處跑著。
朋友們一一都就業了，又離開了，只有自己一個人成為浪人，那令人非常心虛。以現在的說法叫「認同遲緩（moratorium）青年」，聽起來好像很嚴重，但那時候，大學一畢業總之就該工作，是「正常」青年人生規劃的第一頁。
就業還沒著落，老在新宿街頭閒逛是抬不起頭來的。跟正埋頭苦讀準備司法考試的同學們已經幾乎沒話聊了。提到柏格曼、波蘭斯基、波蘭導演耶吉．卡瓦萊洛威茲等名字，人家只會問：「那是誰？」和法學院的朋友們變成已經沒有共通話題了。法學院有少數女同學中有比較可愛的女生，有一次我問那女生：「要不要一起去看電影？」她以難以相信的臉色回答：「你很閒喔？」她準備考司法考試正在猛讀書中。長得有點像派蒂杜克（Patty Duke）的她，後來，很順利地考上司法考，當上了律師。我很想鼓起勇氣做個愛的表示「妳很像派蒂．杜克」但還是放棄了。對於幾乎沒看過電影的她就算說了，一定也只會回問：「誰是派蒂．杜克？」
我離大學愈來愈遠，生活繞著電影、爵士樂、和戲劇打轉，街頭成了「我的大學」。母親擔心地說：「你到底打算怎麼辦？有沒有為自己的將來考慮？」我並沒有勇敢到回嘴「囉嗦」的地步，連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地繼續在街頭流浪。像中了毒癮般，對街上的嘈雜也會上癮。一到華燈初上的時分，就會開始迷戀起嘈雜的街頭，一留神時，人已經身在新宿街上逛了。
有一次，我曾經對「現代詩」的山內先生提到：「我也想當喫茶店老闆。」平常很和氣的山內先生，只有那次很生氣地說：「煮一杯咖啡，以你那樣的玩票態度都不行噢。」
越戰打得愈來愈激烈。日本媒體果敢地開始展開反戰活動。尤其是自由攝影記者陸續去到越南，發表在戰場拍回來的活生生血淋淋戰場相片。我看到這樣的工作，想做記者工作的心就變得更堅定。
因此大學四年級夏天就去報考朝日新聞社，卻在面試時落榜。也不敢保證第二年如果重考是否能考上，事到如今也不能去銀行或商社應徵了。
沒有被公司錄用的人，無論是誰都會感到不安和孤立，以我的情況，又處於「就職浪人」這種特殊狀況，更認定自己是孤獨一人了。
雖然政治意識很強，但幾乎和政治運動無緣。對所謂人際關係這東西極力避免密切牽扯的「膽小個人主義者」來說，政治運動猶如穿著髒鞋子不客氣地一腳踏進人家屋裡，侵犯私生活等缺乏細膩感覺的強者行為。
雖然如此，我依然決定當一個就職浪人，這是深受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發生的所謂「第一次羽田事件」衝擊。當時的佐藤首相，冒著國內重度批判越南戰爭的聲浪，毅然訪問越南，對這點，反代代木系全學連的學生高喊「阻止佐藤出訪」口號，在羽田機場附近展開示威遊行，在和警察隊伍衝突之中，和我同世代的京都大學生死掉了。
這個事件帶給學生們很大的衝擊。「他死掉了，那時候你在做什麼？」對這樣的質問，誰都苦惱煩心，也就是所謂「10．8衝擊」。對於被稱為全共鬥世代的那世代人來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成為難以忘記的「紀念日」。就像美國六○年代「甘迺迪總統被殺時，你在做什麼？」這句話被當成世代的共通語言般，對六○年代的日本來說，「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京大生山崎博昭死去時，你在做什麼？」也成為共通的沉重問題。（摘錄自＜都會有時很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