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醫生許以霖因緣際會地深入第三世界國家參與救援，四年之間，踏遍馬拉威、肯亞、印度、海地、西藏等許多國家地區，在那些窮困且毫無醫療資源的地方，幫助那些原本生病了也無法得到應有照顧的老人、小孩與民眾。之後，他寫了《地球另一端的眼淚》一書，寫出他在人道救援一千天後學到的事，就是知足。
許以霖原來認為醫學院畢業投入醫療體系行醫，就是他的未來，但在奇美醫院與成大醫院服務數年，每天進進出出急診室與加護病房，不斷地急救開刀與面對一個又一個成功或失敗，外加許多雜務，讓他身心俱疲。心情陷入低潮時，看到徵求醫療人員前往非洲馬拉威服務的告示，他立即報名參加，掀開他在窮國救援服務的序幕。
他看到馬拉威人均壽命不到四十歲，全國一千萬人當中，合格醫師不到四十人且集中在大城市，許多偏遠部落居民一輩子可能才看一次醫生，且多半是外國義診團醫師如他。在北印度村落收容近兩百個小喇嘛的寺廟中，大家不知如何避免頭癬、感冒等病嚴重地傳染，作者參與的醫療團花了數週為小喇嘛建立個人病歷，一一看診給藥並教導刷牙、洗手等基礎衛生習慣，希望播下健康的種子。
這本書記錄作者在許多不同國家的行醫救援，那段期間的奉獻不僅改變他的人生，也讓他回台後，對於自己國家發生天災人禍後所需的醫療服務，有了全新的看法。就像八八風災，他抱著當年協助窮國的經驗，投入救災行列，可說從地球另一端的眼淚看見自己的使命，此書也鼓舞讀者幫助地球另一端數億需要醫療照顧的人，尤其鼓勵醫療人員重新認識自己的使命並全力投入。
文章節錄
《地球另一端的眼淚：知足，我在人道救援1000天後學到的事》
徵求馬拉威醫療團醫師
那一張告示，貼在走廊的公佈欄上。
我站在告示前，心底彷彿一顆石子投入，泛起漣漪，漸漸的，連血液都沸騰了起來。
馬拉威是我們的邦交國，查了地圖，我才知道馬拉威的所在地是非洲。
「非洲」這個字眼對我來說很有影響力，因為它會讓我聯想到史懷哲。
艾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這位擁有音樂、神學、哲學及醫學四項博士頭銜的德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許多醫護人員在走上醫療之路前的終極偶像。正值壯年的史懷哲，帶著一身醫術前往西非，在叢林間創設醫院，為許多人帶來了希望。尊重生命、醫療平等，是史懷哲的人生哲學，他曾說過：「我是想要活下去的生命，與許多也想活下去的生命一起存活。」這樣的醫者信念，曾經強力的震撼過我。
當下，我覺得史懷哲在我心底敲起了鼓聲，一聲又一聲，好像在說：「來吧！快來吧！快跟上我的腳步吧！你還有更多事要做！你還有更多事可以做！！」
你還有更多事要做
我按捺不住沸騰的熱血，也壓抑不住鼓動的心跳。是啊！非洲耶！黑暗大陸耶！沒去過非洲算什麼醫生！立刻就去報名吧！
頓時間，我彷彿又回到澎湖直升機上那個熱血青年。
眼前這件事，我非做不可。
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整好行裝，身在桃園機場，成為成大醫院與台北大安教會所共同組成的馬拉威醫療救助團中的一員。
在出發前，為了確保沒人會阻止我，我跟家人說是醫院指派我去的；而在急診室裡，我也一再保證我回來一定會補足我的班表時數，絕不給同仁帶來困擾。就這樣，我登上飛機，懷著一顆壯年冒險的心，充滿期待地踏上旅程。
誰曉得，這一趟旅程，讓我的人生有了大轉彎。
這一次的旅程，是由台北的大安教會主辦的。一直以來，大安教會在馬拉威投注了許多心力，也在當地蓋了教堂、設置分會，每年都會安排醫護人員和志工夥伴前往馬拉威，一方面提供義診、食物衣物的補給，一方面宣揚教義。
醫療團一行人，牧師、教友志工、醫生、護士，加起來浩浩蕩蕩八十幾個人，從香港轉機南非首都約翰尼斯堡，然後飛往馬拉威首都利隆威。
一直到飛機降落之後，我才確認自己真的付諸行動了。
當時我相信，在那個需要救助的國度裡，一定有更多我幫得上忙之處；而在那般落後貧瘠、醫療缺乏的異域裡，我的醫術也一定能夠發揮更大的效用。
現在回想起來，才覺得當初的自己真的好天真。
直到回來後，我才知道，原來，我知道的並沒有我以為的那麼多；原來，我能幫得上的忙，竟然那樣微小。
03.吃玉米粉的虛弱國度
當醫療團一抵達馬拉威，就受到了相當熱烈的歡迎。孩子們身上穿著白色衣袍，唱著歡迎歌，還在操場上舉辦餐會。鐵板燒肉、利樂包盒裝啤酒，搭配當地主食SIMA，顯然已是當地非常豐盛的餐宴。
脫去唱詩班白袍後的孩子，一個個露出活蹦亂跳的本性，七嘴八舌地跟我們互動。原來，全世界的孩子都一樣，不論吃什麼、穿什麼、說什麼語言，開心的時候都會燦爛的笑。
平均壽命不超過四十歲的國家
我們走過一個又一個的小村莊、小聚落，隨著車隊在城鎮與鄉間穿梭，每天開一百多公里的車程，在各個聚點進行義診和關懷，馬拉威人民的貧困窘境也毫不掩飾的呈現在我們眼前。
簡陋的屋舍，不是很乾淨的飲用水，自殖民時代以來被迫改變以玉米粉為主食的飲食習慣，糧食資源的缺乏，日復一日、一點一滴地侵蝕著居民的健康，耗弱身體的機能。
我才知道，原來馬拉威的人民平均壽命不超過四十歲，全國一千多萬的人口，具有醫師資格的人數卻僅有三十餘人（而台灣的醫師高達約39000人），而且多數不在他們國內看診；除了大型城市有稍具規模的醫院與診所，許多偏遠部落居民甚至一輩子才看過一次醫生，多半還是國外援助的義診團剛好經過才有的機會。難怪他們會那麼渴望醫療團來義診，就算排長龍的結果只拿到了一顆感冒藥，也覺得性命受到保障。
三個星期的行程其實很緊湊，我們不停的移換地點。每天，醫護人員分組行事，前進到一處聚點，在空地上擺好桌椅，義診工作就正式開始。
每次準備工作才剛定位，就陸陸續續有居民蜂擁而來，排隊準備看病。有人肚子痛、有人發燒……每個人都忍耐著身體不適，等待著這些遠道而來的白袍醫生可以為自己治療病痛。一整天下來，大概都要看上數百位病人，有時候人數甚至破千。
義診的時間受到太陽制約，每天日光消失前，醫療團就得準備打包走人，否則當地局勢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安全，為了確保醫護人員平安，我們通常會在天黑前離開。
時間有限，病患無數，我們實在不得不加快問診的腳步，病情嚴重的，囑咐他們一定要去大醫院看診；病情較輕微的，也只能給一些維他命，幫助他們補充營養，好有體力去對抗疾病。
有些疾病即使發現也無法給予長期醫護，所以諸如抗生素等藥物，我們使用起來非常謹慎，更因為擔心一旦給予了，反而會影響當地的病菌生態。況且義診團在外醫療幾乎沒有檢測設備，有需要儀器檢測的疾病，完全不可能進行檢查和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