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牛津大學知名哲學家貝淡寧教授與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社會學家德夏里特教授造訪了九座不同的大城市，他們在各城市裡漫遊，與當地居民對話，並觀察城市裡的活動，然後，共同寫成《城市的精神：為什麼城市特質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一書，試圖解答城市對人類來說有多重要！
現代交通的方便與科技的發明讓不同國家的人更頻繁地互動，數以萬計的人天天在各個城市之間移動，對於城市的差異，習以為常，卻甚少追究這些差異象徵的意義。作者認為城市雖帶來許多問題，卻似乎未阻止人們不斷湧入城市的趨勢，許多進入城市的人可能一輩子捨不得離開，顯示城市在全球化時代下具有重要的角色。
貝淡寧教授甚至創造一個新詞「愛城主義（civicism）」。他說愈來愈多人不再喜歡談愛國，原因是許多國家的政府令人失望以及國家的觀念太廣泛、太複雜、太多元，相較之下，城市比較讓人有直接的感受，愛與不愛都更加清晰，這也是為什麼今天大家感覺對城市的理解可能比對國家的認識更重要。
透過作者在全球九個重要城市的漫步，讀者也可以像個社會學家一樣，進行田野調查式的閱讀，去認識這些城市不同的面貌。例如在亞洲，作者造訪過三個城市，分別是政治之城─北京、享樂之城─香港、建國之城─新加坡，光是看作者為這些城市冠上的特色形容詞，就不難嗅出這些城市的主要氛圍。
原來，作者走訪發現，每個城市都有源自歷史營造的主軸，市民往往生活在這樣的主軸下。可惜書中未蒐入台北，我們無從得知他們會如何觀察我們熟悉的城市，儘管如此，跟著作者腳步，從亞洲到歐、美，走一趟浪漫之城─巴黎、宗教之城─耶路撒冷、學術之城─牛津等，的確有助大家理解城市與城市對人們生活的影響。
文章節錄
《城市的精神：為什麼城市特質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
走在旺角的街上，我感到壓抑。街上擠滿了人，但基本上看不到笑臉。人們腳步匆匆，一邊大聲地打電話，無論在街道市場上還是在小店裡，人人都在忙著做自己的事。高樓上的老年人在頂樓上晾曬衣服。閃爍的霓虹燈標示牌凸出來指向各個方向（漢字可以橫寫也可以豎寫，商人充分利用語言的多樣性），空調滴水灑在路人身上，雙層公共汽車差一點撞上路人（他在交通燈還沒有變綠時就快速跑過馬路）。我又累又熱，轉進一家餐館休息。餐館位於混合使用的樓房三樓，我進入電梯後馬上按關門鍵，這是我在香港養成的習慣（相反地，在蒙特婁就隨意多了，因為許多電梯根本就沒有關門鍵）。
旺角（位於九龍，是香港的大陸部分）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有13萬個居民，還不包括非法移民及大批外地遊客。從客觀標準衡量，它應該是多數好生活的底層。最近的研究顯示，對一個城市越來越多的「認知負擔」，會造成人們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喪失，嚴重影響人們的情緒，甚至干擾人們的自控能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那些曾經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市鬧區街道走過的人，情緒會變糟，在涉及重複一系列看過的數字的測試中的分數，比在植物園散步的人的分數更低。
香港大學一個管理部門的朋友剛剛從澳大利亞度假回來。我問她假期過得如何，她說過得很開心，不過回來還是很高興，她解釋說澳大利亞「太空曠了」。
但是，在香港似乎就該這樣運作。在街道層次上，破碎的和不連貫的形式背後有一種秩序：施培德（Peter Cookson Smith）注意到的「結構性動盪」是「香港街景的有趣描述」。一方面，該市以犯罪率低而著稱：即使在被認為香港黑幫活動中心之一的旺角，單身婦女晚上一個人行走也是安全的。酗酒和吸毒的事很稀少。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世界第六高：男人79歲，女人85歲。香港人不是尋求逃避都市文化，而是常常在移居國外後尋找再創造這種文化。紐約和多倫多等城市的唐人街非常類似香港街道的熱鬧環境，可能是在高度管理下的都市環境之內。
香港最高的建築是作為金融機構所在地的88層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據公司網站說，該大樓「頂端是個雕塑皇冠，慶祝塔頂直插天空的高度」。但是和我交談的每個香港人都說，它看起來更像抓錢的一隻手。
香港的「結構性動盪」的祕密並不神祕。人人都在忙著做一件事：賺錢。人們努力工作賺錢，人口稠密的都市環境讓交流和生意更容易。是的，擁擠的生活環境反映了政策決策以及在多山地方的建築的局限性。不過，它也反映了許多人最關心的事：誰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從郊區到工作場所的旅途上？
小時候在蒙特婁，我渴望去探望有錢的祖父母。他們經營一家童裝廠，廠名就是以作為設計師的祖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也喜歡到豪華的餐館吃飯。但是爺爺的轎車總是讓我尷尬。他來接我時，總是開著昂貴的林肯大陸轎車或者奢華的白色凱迪拉克轎車。在從我們街區出來時，我不得不假裝肚子不舒服，彎下腰來，這樣我的工人階級和移民後代朋友就看不見我坐在車裡。25年後，香港一個學界朋友提出，願意把他的寶馬車賣給我。雖然有14年車齡了，但看起來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擁有一輛寶馬車，周圍人似乎都有一輛賓士或是寶馬。我愉快地買了下來。
一個著名的香港故事，是一個有錢人把他的勞斯萊斯轎車停在最貧窮的街區，馬上就有一群充滿羨慕的人圍上來（在美國城市的窮人區，故事可能是這輛車被故意砸壞）。當然，故事的寓意是香港對富人沒有多少怨恨。人人都努力工作，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那麼明顯（香港的億萬富翁很少因為能力而受到稱讚），成功者不過比多數人更幸運而已。為什麼要對幸運者感到仇恨呢？這就像仇恨香港馬會的獲獎者一樣沒有道理。或許有點羨慕，但不是仇恨，當然更沒有到傷害獲勝者的程度。下一次或者下一代，就輪到其他人獲勝了。
我家曾被香港最著名的企業律師之一邀請參加香港賽馬俱樂部的午宴。雖然我們的主人多年前就聘用我妻子在其律師事務所工作，但談話沒有涉及工作。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點心，把每一道食品都吃光，因為女主人解釋她從來不在盤中留下任何東西（相反地，我想起一個有錢的美國朋友告訴我，他總是留下一些食物，以便提醒自己，他不是因為餓才吃東西）。她注意到香港從來沒有實行貴族制度，這或許幫助解釋了缺乏高雅文化和更平等的職業道德。主人擔心新一代香港人失掉了為香港生活方式提供動力的職業道德和奮鬥精神（我14歲的兒子回答說，你們這一代應該為破壞環境和造成全球氣候暖化而受到批評）。
香港有一個著名的統計數字，人均擁有的勞斯萊斯轎車比任何別的城市都多。這說明了香港職業道德的什麼呢？香港人應該努力工作而不是努力遊玩，那麼為什麼花錢購買名牌商品和奢侈品呢？這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失掉了促使香港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動力呢？他們變成喜歡享樂而不是工作的放縱的享樂主義者了？
香港人喜歡豪華轎車的理由之一是他們的公寓太小。他們必須透過其他方式炫耀財富，如購買高檔轎車。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放縱的享樂主義者。實際上，炫耀財富的整個思想更多是考慮他人的，目的是向別人顯示自己很快樂，而不是自己去感受那種快樂，除非這種快樂也能影響別人的想法。而且，香港人消費並不是大手大腳，個人儲蓄率仍然很高，政府的資金儲備位居世界前列。就好像香港人只花錢讓資本主義車輪轉起來就行，僅此而已。（本文摘自《城市的精神》「香港：享樂之城」一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