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是四、五十年來台灣非常有名的攝影大師，《人與土地》、《台北謠言》是他二十幾年前為自己作品出版的兩本攝影文集，近年他重返這些照片至少二十五年前的拍攝地點，回想當年拍攝書中照片的背後故事，並撰寫專文，應邀在中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南方都市報〉刊載，如今再出書，圖文相輔，影像更能震撼人心。
大約1970年代是台灣第二次鄉土文學發軔時期，文學創作透過文字重新找回台灣島嶼的內涵與本質，文化層面也有重視本土的傾向。但小說寫的再好，對現代年輕人卻缺乏影像感，攝影集就沒有這個問題。這兩本攝影集內的商店招牌、月台、天橋、上班族女性，現在看來很古老，當年卻是很前衛，年輕人看到會很有感受。
再如1988年台北東區一對情侶的照片，拍攝地點隔年即出現「錢櫃」KTV最老那一家店，1980年拍攝剛開幕兩年的芝麻百貨，後來變成中興百貨；讀者看到這裡，會明白攝影不需要文字，就可令人感受到時間流轉的傷感。國父紀念館佔有許多人的記憶一席之地，大家看到作者1974年二十幾歲時拍攝的國父紀念館照片，一定會牽引出自己的回憶，這就是《台北謠言》懷舊的魅力。
《人與土地》是作者走出台北拍攝的鄉土照，在1980年代還是荒山野嶺的台東、南澳、花蓮，他拍的老農、旗津沙灘酬神戲台、蘭嶼頭髮舞，已成為那個時代重要的人文記錄；1980年在嘉義梅山拍攝的出殯送葬隊伍，四個人用粗大的竹竿抬著木頭棺材，送上山的隊伍很長，他問是什麼山？對方竟答長白山，讀來別有氣味。作者這些年持續拍照，這兩本書的照片已成經典，加上專文解讀，更有價值了。
文章節錄
《人與土地＋台北謠言攝影文集》
《人與土地 MAN AND LAND 1974-1986》
農婦的雕像
童年經歷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我成長，且往往突如其來地橫現眼前，甩也甩不掉。那天走在恆春鎮郊的龍泉里，沿途都聞到一股熟悉的味道。閉著眼也能分辨，那是被烈日烤得暖呼呼的地瓜葉、被地瓜汁液摻和的泥土。恍惚之間，我又成了九歲的小孩，打著赤腳走在老家通往菜園的小路上，心不甘情不願地想像著此時此刻同伴們正在看漫畫書、打彈子或是海邊戲耍的情景。若是在下個轉彎就看見當年那永遠不變的街景和面孔，我也不會吃驚。
路邊的矮樹叢後果然有片地瓜田，一位農婦獨自重複著同樣的動作：剷土、拔地瓜、抖泥土、割葉藤。每個步驟都是再熟悉不過的；我心裡有數，好照片正等著我去把它定影。
攝影有時不光是記錄，還是期待與等候，期待氣氛出現、等候事件發生。人物入鏡後，要沈住氣，凝神守候最佳動作與表情出現。完美狀況存在於不完美的隙縫之中，只對心有祈求的人發出召喚。類似的場景、一模一樣的農事，現在的我卻已是遠離家鄉的攝影工作者。埋怨與抗拒已被理解與敬佩取代；在平凡人身上捕捉不凡的氣質，也成為我百拍不膩的題材。
這位體型結實，樣貌樸素的農婦是否能拍成令人景仰的雕像呢？我用仰角拍，盡可能地降低身體高度，直到不得不趴在地上，才框取到了理想的畫面。一位天地之間的勞動母親在我的相機裡曝了光。而沾了一身泥土與葉汁的我，也踏踏實實地貼近了土地。
澳花的三代同洗
三代同洗，可能會被認為是筆誤，但我實在找不到更恰當的詞了。婆婆、媳婦、孫子，三人在清冷的冬晨來到溪澗洗衣洗澡。家裡的男人酒醉未歸或宿醉未醒，沒人在意也無人追究，酗酒一直是原住民無法戒除，也不想抗拒的陋習。
澳花村原是宜蘭縣南澳鄉的七個村子中，人口最密集的。早年蘇花公路以此為中繼站，形成市集，吸引了不少人口。後來路基經常崩塌，公路改道後，就幾乎沒外人造訪了。
我執意來此，是因為其他六村都陸續造訪過了，唯獨澳花躲在雲深不知處。問過幾位鄉民，都是這麼回答：「很遠啦，我也好久沒去了。去那裡幹嘛？沒人做生意，吃住都成問題，路況又差，很容易把車子搞壞！」直到一位在鄉公所任職的友人告訴我：「阿將是我最要好的朋友，食宿都會替你安排。他是澳花的奇人，不但會武功，還會畫畫、棋術、古箏、吹簫⋯⋯連我也搞不清他到底會多少玩意兒！」
果然，在相處的那兩天，阿將隨時都有新把戲。一會兒摘下一片樹葉，湊在唇邊吹流行歌；一會兒替我排八字、算命。妙的是，他根本不是泰雅族人，而是從小就隨家人移居至此的平地人，和山地孩子一起打滾長大。多才多藝的他儼然成了偏僻小村的領袖人物，村民們喝酒打架，頭一個就是找他調解。熱心過頭的阿將，幾乎也要變成我的領導了，頻頻暗示什麼才比較值得採訪，我只有盡量找機會自行外出蹓躂。這三代同洗的畫面，就是我第二天起個大早，趁阿將還在鼾聲大作時出外找到的寶。
雖是剛入冬，深山的朝露已讓我凍得直打哆嗦。溪水寒到刺骨，這一家三代的泰雅族老小卻在湍湍急流中洗衣兼洗澡，自由自在地與大自然合而為一。澳花多奇人嗎？在他們看來，說不定奇的倒是我了。
《台北謠言 TAIPEI RUMOR 1975-1988》
囚禁不住的夢
這是為一篇文章配圖的意外所得。任職於《家庭月刊》時，有位同仁作了篇關於公園老人樂隊的報導，我負責拍照。有趣的是，這些年紀都上八旬的鄉親，天天聚會的場所卻叫「青年公園」。年輕人只愛往時髦場所跑，為新生代設想的這片綠地，倒反而盡是蒼蒼白髮。依稀記得，拉二胡的那位長者造詣頗精，另外一位吹笛、品簫、奏把烏都能來兩下，彈中阮和琵琶的則是位老太太，其他人就記不得了。
老人樂隊的團員來自本島各鄉鎮，其中兩位還是原籍大陸的退伍老兵。寄居在水泥叢林中的他們雖都離開了家鄉，卻能藉著音樂相聚，合奏出一闋闋「思鄉曲」。
樂音暫歇，天才全白，大多數的市民還在夢鄉。不遠處的兒童遊樂場，一個腳趿拖鞋的中年人以四十五度角的姿勢斜躺在溜滑筒中，衣著並不邋遢，也許只是喝醉了不想回家。然而，沈睡場所的奇特，也使他看起來好似自我囚禁，毫無席地而眠、露天而宿的瀟灑自在。
人無論在何處，會被困住的只是身軀，夢是囚禁不住的。只不過，心門一關，天地無光，即使有家也無歸處。他的睡相令我格外珍惜前一刻所見。那些精神奕奕的樂團老人，雖然歷盡滄桑，卻個個依然有夢，在城市的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心的歸宿。
八又二分之一和一又二分之一
費里尼的電影《八又二分之一》像部天書，看不懂的人也不敢批評，大家都被大導演天馬行空的敘述給迷惑了。主角不折不扣是費里尼本人的投影，希望在現實人生和夢境世界的混沌交界找到出路。看這部片子時我剛讀高一，羅東鎮上的小戲院聲光效果不好，看得我一頭霧水，只覺得過去、現在、未來全給攪混了。
儘管如此，很多畫面依舊深印在腦海裡，彷彿是往事的一部分。我在二十歲前寫過五篇短篇小說，處女作取名〈一又二分之一〉正是借自費大師。主角A君和B君先後出現在看似獨立、實則串連的兩個故事當中。A君在每天必走的路上發現了一些祕密：路的長度、紅綠燈的轉換、步伐的跨距、擦身而過的路人、店舖所放的音樂⋯⋯都似乎與自己有某種關聯。總之，一個無名小卒漸漸認為自己是個負有特殊使命的非凡人物，只是沒人明白而已。
剛到台北上班時，除了《幼獅文藝》的辦公室之外，我最常待的地方就是西寧南路一條巷子裡的「天琴廳」。只要一杯茶資就可占用一組舒適的沙發與茶几，從開門混到打烊，在人進人出、聲音吵雜的環境裡享受自己才懂的寂靜，畫了無數插圖，也完成了那篇處女作。
接觸攝影之後，我不再畫畫和寫小說，「天琴廳」也被行醫的屋主收回當診所。我在原址外頭所拍的這幕人流景象，就像是〈一又二分之一〉的插圖，雖然另外那位主角B君的遭遇，我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