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譽為「龐克教母」與「龐克搖滾桂冠詩人」的女歌手佩蒂‧史密斯，與已故攝影家羅柏‧梅普索普曾是情人，後來成為終生好友。羅柏1989年去世前，她承諾要寫書紀念，但痛失摯友，使她難以下筆，直到2000年才動筆，歷經十年寫成《只是孩子》一書，記錄兩位藝術家攜手走向創作巔峰的故事。
羅柏原想當畫家，後來成為攝影家，作品廣被全球美術館收藏。佩蒂想當詩人，卻變成知名搖滾歌手與畫家，獲得法國文化部頒授藝術終生成就獎，也名列百位搖滾重要人物名單與搖滾名人堂。兩人的藝術成就很高。佩蒂本質為詩人，文筆極佳，這本回憶錄獲得美國國家書卷獎殊榮。
兩人二十歲時認識，之後二十餘年為藝術奮鬥，面對主流社會的不友善而跌跌撞撞，但未被打倒，終獲肯定。羅柏的男男黑白情色照片在國家畫廊展出時，引起爭議，美國國會還大肆批評，佩蒂則把爭議背後、羅柏內心最柔軟的部分寫了出來。
兩人曾在紐約街頭嘻鬧，一旁的老人看到他們說「Just Kids！」（只是孩子）選為書名，呼應兩人從未長大。羅柏的成長故事，兩位藝術家經歷的挑戰、挫折的磨練，仍然能夠不長大，實屬難得，也紀念這份值得珍惜的情感。
文章節錄
羅柏向我保證他會把這裡弄成一個像樣的家，他說到做到，辛苦地改造著房子。第一件事，就是用鋼刷刷洗結了硬塊的烤箱。然後打蠟，擦窗玻璃，還把牆也刷白了。
我們不多的財產悉數堆在未來臥室的中央，我們穿著外衣睡覺。到了撿破爛之夜，就上街搜尋需要的東西，神奇的是竟然都能找到。在路燈下，我們找到一張廢棄床墊、一個小書架、修一修就能用的燈、陶碗、裝在破裂卻華美相框裡的耶穌和聖母像；一塊破舊的小波斯地毯，正好搭配我的那一角小天地。
我拿烹飪用的蘇打粉擦洗床墊。羅柏幫燈具重新裝上電線，扣上羊皮紙燈罩，還在上面畫了他自己設計的圖樣。他的手很巧，畢竟是為媽媽做過首飾的孩子。他花了幾天時間新串了一副珠簾，把它掛在臥室入口處。一開始我對這珠簾還抱持懷疑，我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不過它最終與我的吉普賽元素相得益彰。
我回南澤西一趟，把我的書和衣服都帶了回來。我不在的時候，羅柏掛起他的素描，還用印度布料遮住牆壁。他用宗教手工藝品、蠟燭和亡靈節的紀念品布置了壁爐臺，把它們擺得就像祭壇上的聖物。最後他用一張小工作臺和毛邊的神奇毯子為我布置了一個讀書區。
我們把各自的物品收在一起，我僅有的幾張唱片和他的一起放進木箱，我冬天穿的大衣掛在他的羊皮背心旁。
弟弟幫我們的唱機換了一枚新唱針，母親做了肉餅三明治包在錫鉑紙裡。我們一邊吃，一邊開心地聽著爵士歌手提姆．哈定（Tim Hardin）的歌聲，他的歌變成了我們的歌，好像唱頌著我們年輕的愛情。母親還寄來一個包裹，裡面有床單和枕頭套。好熟悉好柔軟，散發著一種使用了多年的光澤。它們使我想念起她，想念她站在院子裡，滿意地看著洗淨的衣服晾在繩子上、在陽光下飄舞的樣子。
我的寶貝收藏跟待洗衣物混在一堆。我的工作區亂堆著手稿、散發著黴味的古典文學、破玩具和護身符。我把韓波、巴布．狄倫、洛特．蘭雅（Lotte Lenya）、皮雅芙（Edith Piaf）、惹內（Jean Genet）和約翰．藍儂的圖片釘在一張臨時小桌上，上面還擺著羽毛筆、墨水瓶和筆記本—我清貧的雜亂。
來紐約的時候，我帶了些彩色鉛筆和一塊用來畫畫的木框畫板。我畫過一個坐在桌邊的女孩，面對著一副攤開的紙牌，正在體悟她的人生。這是我唯一想讓羅柏看的畫，他非常喜歡。他想讓我體會用好的紙和筆作畫，讓我分享他的畫具。我們能並肩畫上幾個小時，兩人都很全神貫注。
我們沒什麼錢，但過得很開心。羅柏兼差之外還負責整理房子。我洗衣、做飯，飯吃得很拮据。我們經常去韋弗利大道盡頭的一家義大利麵包店，買一條隔夜麵包，或者四分之一磅因不夠新鮮而半價賣的餅乾。羅柏愛吃甜的，所以獲選的常常是餅乾。有時候櫃臺的女士會多給我們一些，餅乾塞滿了邊緣有著黃綠兩色彩焰的牛皮紙袋，她還會搖著頭，喃喃地對我們表達善意的不滿；她大概猜得到這就是我們的晚飯了。我們還會外帶咖啡和一紙盒牛奶。羅柏最喜歡巧克力牛奶，但那個更貴，對於要不要多花那十分錢，我們會考慮再三。
我們擁有作品，我們擁有彼此。我們沒錢去聽音樂會、看電影或買新唱片，但會把已有的唱片聽上一遍又一遍。我們聽了我的《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艾蓮諾．斯蒂伯（Eleanor Steber）唱的，還有《至高無上的愛》、滾石合唱團的專輯《按鈕之間》（Between the Buttons）、瓊．拜雅（Joan Baez）和巴布．狄倫的專輯《金髮疊金髮》（Blònde On Bloned）。羅柏也把他最喜歡的香草軟糖樂團（Vanilla Fudge）、提姆．巴克利（Tim Buckley）和提姆．哈定介紹給我，還有他的《摩城紀事》（History of Motown）也成為了我們快樂共用的夜晚背景音樂。
一個乾燥溫暖的秋日，我們穿上了自己最得意的行頭：我的是垮掉派涼鞋和破披巾，羅柏戴著他最愛的珠串，穿著羊皮背心。我們坐地鐵到第4街西，在華盛頓廣場待了一個下午。一起喝著保溫瓶裡的咖啡，看著如織的遊客、癮君子和民謠歌手。激動的革命者散發著反戰傳單，下西洋棋的人也有他們自己的觀眾。語言的衝突、手鼓的敲擊和狗吠聲交織出持續的嗡嗡聲，大家都融合在這一時地裡。
我們朝噴泉走去，那邊是熱鬧的中心，一對老夫婦停下腳步，毫不掩飾地盯著我們。羅柏很高興有人注意他，深情地握緊了我的手。
「哦！把他們拍下來。」女人對一臉不解的丈夫說：「我覺得這兩個人是藝術家。」
「哦！算了吧，」丈夫聳了聳肩：「他們只是孩子。」
樹葉轉成深紅和金黃的季節。柯林頓大道上，棕色磚房的門廊前擺著刻出花樣的南瓜頭。
我們在夜裡散步。有時能看到天上的金星，它是牧羊人之星，也是愛之星。羅柏稱它為「我們的藍星」。他練習簽名時把「羅柏」的字母t寫成一顆星星的形狀，且特別用藍色筆，這樣我就能記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