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科技與醫療漸趨進步的社會，我們是否一定要倚賴專家，才能為我們判斷一件事情的利弊得失？STS（醫療、科技與社會）這門學科領域並不是這樣認為，身為平凡的普通人，我們一樣可以透過資料的蒐集與STS的分析法，解決生活中複雜的科技與醫療問題，在安全與健康的各種抉擇間，找出自己的解決之道。
文章節錄
關鍵字：適當科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陳信行
從1960年代開始盛行起來的「適當科技」運動，最核心的信念其實很簡單直接：「東西」要服務於人的需要，而不是人為了「東西」的需要來服務。可達成某人的某種需要的器具謂之「工具」，成系統的工具和與之相關連的知識技能謂之「技術」或「科技」（technology）。工具必須能達成此時、此地的這些人特定的目的，才叫做「有用」。這並不是什麼大道理，大部分人都會同意。但是，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這種對「科技」的簡單明瞭的態度，卻愈來愈稀少。
包括台灣在內，幾乎每個國家的政治人物、企業領袖和其他公眾人物都常常大聲疾呼「如果我國再不做XX，就會落後……」。這種說法常隱含著一種「單線史觀」，必須假設有那麼一個單線跑道，在跑道上所有人都往同一個方向賽跑，所以才有「先進」和「落後」可言。全球人類社會是一個高度複雜的整體，有著紛雜多樣的文化、價值觀、生態環境、生活方式等等，衡量「先進」與否的標準似乎應該同樣複雜才對。但是，絕大多數時候，當這個「賽跑」的比喻被拿出來時，指的都是同一種比賽：科技競賽。輸贏關係到以國民平均收入衡量的經濟是否繁榮，而經濟水準又決定了人們的幸福，「落後就會挨打」。
在這個前提之下，從19世紀開始，所有想要參與科技競賽的國家地區紛紛進口最新的機器、送留學生去學習最新科技、創辦學校傳播使用新科技的知識技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成為獨立國家，幾乎無一例外的沿襲了「科技競賽」、「先進」、「落後」等關於社會發展的概念與政策。少數國家在非常特殊的條件之下成功了，南韓與台灣是最常被提到的兩個例子；但是絕大多數的新獨立國家不僅沒成功，還墜入了惡性循環的深淵。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大量統治亞洲與非洲殖民地的100年中，各殖民地被指派為生產農、礦原材料，出口到殖民母國，再從母國進口工業產品。在這過程中，母國愈來愈富裕、殖民地愈來愈貧困。1950、1960年代，當現今的第三世界國家紛紛從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上取得獨立之後，「發展」成為新獨立國家一致的口號。如果殖民地經濟的標誌是出口廉價農礦產品、交換殖民母國的工業產品，獨立國家理應追求擺脫這種分工，要追求本地的工業化。然而，要怎麼工業化呢？歐美日先進國家提供了鮮明的指標，「超英趕美」成了建設國家的口號。
在這個政策路線中，科技轉移、進口科技知識與機器，成為最快速達到工業化的捷徑。於是，從印度到伊拉克、從巴西到墨西哥，一個又一個整廠進口的工業設施──煉鋼廠、煉油廠、化工廠、汽車廠──在地平線上出現了。為了讓這些設備運轉，必須送留學生到歐美學技術。為了給這些工廠提供適當的勞動力，必需廣開職業學校。為了訓練職業學校的教師，又必須辦起師範院校。工廠的進口不只是一堆機器，更是對社會翻天覆地的改造。要把原來以貧困農民為主的大群人民，改造成適應現代機器及其所打造的城市與工廠的「現代人」。機器成了衡量人的尺度。
為了償付這些投資所需要的外匯，發展中國家往往要求原來出口部門的產業──農、林、漁、礦──必須以前所未有的密集與專業化耕作與開採，來產生更多的外匯。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加劇：本地工人與留學過的技術菁英、小農與大農場主與經銷商、被剝奪土地的農民與靠著出口經濟作物發財的地主。這些社會矛盾或許累積到一定的地步會爆發為公開的衝突。從奈及利亞到索馬利亞等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部分國家都紛紛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國內衝突尚在蓄積，該國賴以出口換匯的商品市場就崩潰了。咖啡、可可、花生、棉花、大豆、油棕……，幾乎所有的熱帶商品農作物在二戰後都紛紛投入世界市場，帶著讓種植它的國家達成工業化的希望，卻紛紛在1960年代中期之後，因買方市場被壟斷、各生產國又不斷增產，而導致崩盤。經濟崩潰、加上嚴重的兩極分化，往往就此將一個又一個國家陷入債務與內戰的深淵。而這整個發展，原意是為了促進國家經濟、政治、科學技術的獨立自主，結果卻是更深重的依賴。
一個著名的失敗案例是農業上的「綠色革命」，即以實驗室研發的高單位產量品種來促進糧食產量的計畫。1940年代開始，美國福特基金會與洛克斐勒基金會為了緩和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村社會矛盾，開始資助一連串的農業改進計畫。這些計畫假設社會矛盾可以由豐裕的物質生活來解決，並在此前提下試圖以技術手段提升農業產量。「綠色革命」開始於墨西哥，隨著二次大戰後美國影響力的擴展，也推行到巴西、印度、巴基斯坦、東南亞，乃至非洲許多新獨立國家。
30年之後，許多研究者批評「綠色革命」非但沒有達到原先預想的社會目標，反而更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大量小農破產，並逼使他們流離到大都市。問題的關鍵是出在「綠色革命」的技術本身。「高產量」的稻米、玉米等品種，如研究者 Lappe & Collins 指出，其實是「高反應」品種，對農藥、化肥、灌溉等投入的反應良好。要發揮這些品種的潛力，農民必須投資大量金錢購買（往往是國外進口或少數大公司壟斷的）農藥與化肥，建立並維持穩定的灌溉系統。而在沒有經歷過農地改革的農村，往往只有少數地主和富農負擔得起這種耕作方式。其他農民要不是只能守著原來產量低的品種與耕作方式，就是硬著頭皮借貸改種新品種，而背負了大量債務。而一旦富農、地主土地上的產量增加，整體農產價格下跌，小農的收入就節節減少，債務還不起，只有破產一途。小農的破產，更進一步造成了地主、富農階層的土地擴張，使得農村不平等益發嚴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