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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的代價
  「公平正義」何時成為需要去爭取和捍衛的價值?原以為,這是最基本的、我們所擁有的價值。但現在世界上的每一處角落都正在發出聲音、甚至走上街頭,為的就是找回它。不論是媒體、政府甚至是機會、教育,都不斷地向富人傾斜。作者用最淺白的敘述及清晰的觀點,讓我們了解富人是如何在操縱一切,並且告訴我們還有機會打破這些惡性循環。

.作者:史迪格里茲
.譯者:羅耀宗
.分類:財經
.出版社:天下雜誌
.出版日期:2013/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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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

看不見的手和分配不均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表示,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將私人追求自利的行為引導到所有的人都得到福祉。在最近一場金融危機之後,沒人會說銀行家追求私利,使得所有的人同蒙其利。這頂多只增進了銀行家的福祉,社會其他的人則必須承擔成本。這甚至不是經濟學家所說的「零和遊戲」,也就是一個人的利得,正好等於其他人的損失。這是負和遊戲,也就是贏家的利得低於輸家的損失;社會其他人的損失,遠高於銀行家的利得。

  金融家追逐私利,結果對社會其他人造成災難,原因很簡單:銀行家的誘因並沒有和社會報酬契合得很好。當市場運作良好,也就是以亞當斯密假設的方式運轉,那是因為私人的報酬和社會的利益契合得很好,也就是如同邊際生產力理論所假設的,因為私人報酬和社會貢獻相等。根據那個理論,每位勞工的社會貢獻正好等於私人的報償,生產力比較高的人,也就是社會貢獻比較大者,得到比較高的薪資。

  亞當斯密曉得會有私人和社會報酬不同步的情況發生。他解釋說:「同一行業的人很少聚在一起,即使為了宴飲也很少見面,但他們一有對話,結果總是共謀對大眾不利,或者設法調高價格。」市場本身經常未能產生高效率和理想的結果,所以政府必須矯正這些市場失靈,也就是設計各種政策使得私人誘因和社會報酬一致。至於做到這件事的最好方式,當然常有不同的看法,但今天極少人相信應該放任金融市場不受拘束,或者應該允許企業不受限制,蹂躪環境。

  當政府做好本身的工作,一位勞工或一位投資人獲得的報酬會等於他的貢獻為社會創造的利益。倘若這些事情沒有取得一致,我們便說「市場失靈」,也就是市場未能產生高效率的結果。

  當下列情況發生時,私人獎酬和社會報酬便會契合得不好:競爭不完全;資訊不完全或不對稱存在;缺乏風險市場或其他市場。由於幾乎每個市場都存在以上所說的一種或多種狀況,所以事實上很少人推測市場普遍具有效率。這表示政府大有揮灑的空間,可以設法矯正市場失靈。

  只是,政府從來沒有完美地矯正市場失靈,但某些國家的政府做得比其他國家要好。如果政府能矯正大部分的市場失靈,經濟才有可能欣欣向榮。良好的金融管理,有助於美國及全球在經濟大蕭條之後四十年內避開重大的危機。一九八○年代的解除管制,在後來的三十年內則造成無數的金融危機,其中二○○八至○九年的危機是最嚴重的。政府沒有做好該做的工作絕非意外:金融業利用其政治力量,以確保市場失靈不會被矯正,以及這個部門的私人獎酬繼續遠高於他們的社會貢獻。這正是導致金融業浮腫,以及頂層分配不均水準偏高的因素之一。

將錢從金字塔底層搬到頂層

  頂層賺錢的方式之一,是利用市場和政治的力量圖利自己、犧牲他人,增加自己的所得。

  金融業已經自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尋租專長。例如,利用不對稱資訊,銷售他們設計得穩賠不賺的證券,但確定買家不知道這件事;承受過高的風險,因為政府握有救生索,會在必要的時候伸手救他們和承受損失。順帶一提,由於曉得這件事,金融業者能以比可能該有的水準還要低的利率調借頭寸;並從聯準會(Federal Reserve)那裡取得利率幾乎是零的資金。

  最過分的尋租形式,近年來已經到了登峰造極之境,就是金融業的人占貧窮和消息不靈通的人便宜,以掠奪性貸款和胡作非為的信用卡業務欺負這些弱勢群體,賺進大量的金錢。每個窮人也許只損失一點,但因為有那麼多窮人,每個人一點,加起來就很多。凡存有正義感或者關切整體效率的政府都應該禁止這些行為,畢竟,將錢從窮人移轉給富人的過程中,用掉大量資源,所以稱之為負和遊戲。但是,政府並沒有制止這種行為,甚至在二○○七年左右,我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看得愈來愈清楚的時候也沒做。理由很明顯,金融業已經投資很多錢在遊說和政治捐獻上,事實證明,這樣的投資得到了報償。

  現代的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種複雜的遊戲,想贏的人不能只具備一點點智慧。但是贏得這場遊戲的人,具備的特質卻經常叫人不敢恭維:有能力規避法令,或者訂定對己有利的法律;存心占別人便宜,連窮人也不放過;必要時使出不公平的手段。套句某位成功玩家的話,「贏或輸都沒關係,重要的是如何玩這場遊戲。」這根本是句廢話,輸贏才是真正重要的,市場也始終以一種簡單的方式來佐證這點,就是你擁有多少錢。

  贏得尋租遊戲,為頂層帶來許多財富,但這不是他們取得和保存財富的唯一手段,稅制也扮演了關鍵角色。這一點,後面會談到。由頂層所設計的一套稅制,頂層繳納的稅賦低於公平的比例,稅額占所得的百分率低於遠比他們貧窮的人。我們稱這種稅制為「累退制」。

  雖然,累退稅制和尋租是分配不均日益升高的關鍵,但還有一些更廣大的力量,對美國分配不均的另外兩個面向:掏空中產階級、增加貧窮,產生特別影響。

  管理企業的法律,以及引導企業領導人與決定報酬如何分配的行為規範,兩者交互作用。如果貨幣主管當局可能是因為擔心通貨膨脹升高而採取行動,維持失業於偏高的水準,那麼工資就會受到抑制。強大的工會有助於降低分配不均,而力量薄弱的工會則會讓執行長(有時和他們協助塑造的市場力量結合起來)更容易提高分配不均。政治在工會力量、企業治理效能、貨幣政策執行等各個領域都扮演要角。

  市場力量當然也舉足輕重,即使這些力量有一部分受到政治的塑造。舉例來說,市場力量是指平衡技術性勞工的供給與需求,不過這也受到科技和教育變動的影響。今天,美國並沒有利用市場力量和政治相互平衡的方式,也就是在市場力量可能導致差距擴大的期間,透過政治流程以抑制分配不均升高,或者政府出手緩和市場過度的行為,而是任令兩者結合起來,一起擴大所得和財富的差距。

  仔細觀察頂層人士的成功,可以看出他們投入不少才華於設計運作方式,利用市場的力量和其他不完美的漏洞,以確保政治為他們效力,而不是為更廣大的群眾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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