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與權力，也就是經濟與政治。談到二者的關係，很容易聯想到選舉。政府支持率由經濟表現決定，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項公理。這種金錢推動世界運轉的經濟決定論觀念，是否真的如此絕對而理所當然？作者透過歷史加以檢視、驗證並推翻，提出其他影響政治制度、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素，提供一個更客觀周全的觀點。
文章節錄
感覺良好因素的迷思
經濟活動與政府支持度之間存在著因果關係，這已成為現代政治的一項公理：精確地說，經濟表現直接影響現任政府競選的成敗。這種新經濟決定論有一個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柯林頓總統雖然對於自己不當的性行為做了偽證與妨礙司法，卻未受到彈劾。一九九九年二月，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柯林頓確實有罪，但只有少數人希望他辭去總統職位。根據伯德（Robert Byrd）與其他評論家的說法，這件事的解釋很簡單：「當經濟大好的時候……沒有總統會下臺。民眾是根據自己的錢包來決定要投給誰。」
《金融時報》通訊記者指出，這就是柯林頓與尼克森（Richard Nixon）之間的區別，後者於一九七四年八月被迫離開白宮。在尼克森下臺前的一年半時間，他的「支持率從六○％左右……降到不到三○％……在那段期間，出現了二次大戰結束以來產出最大的跌幅，失業人口增加了一百萬人，通貨膨脹增加為原來的兩倍……華爾街股市下跌了三分之一。」但柯林頓的支持率卻從四○％的低點（當斯塔［Kenneth Starr］於一九九四年被指派為特別檢察官時），上升到一九九九年年底的七○％以上，此時已是陸文斯基（Monica Lewinsky）醜聞發生的一年之後。《金融時報》記者指出，這是因為「自從陸文斯基事件曝光之後……美國增加了三百萬個工作機會，失業率降到四十年來最低水準，經濟成長的力道是十年來最強。在華爾街，道瓊工業平均指數上漲了一五％以上。」
乍看之下，圖20似乎證實了這項分析。換言之，柯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似乎在他的任期內得到印證。
你現在過得更好嗎？
然而，在美國政治界，經濟優先的觀念早在一九九○年代之前就已出現。一九八○年，在與卡特（Jimmy Carter）進行電視辯論時，雷根曾說：「當你做出決定［投票］的那一刻，你不妨問問自己：『你現在比四年前過得更好嗎？……我們的失業率比四年前多還是少？』」
英國政治人物長期以來也是經濟決定論者；事實上，經濟狀況能決定政府選舉成敗的觀點可以上溯到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皮爾派認為政府影響經濟的能力極其有限，格萊斯頓也賡續此一論點。自由派托利黨的綱領有這麼一句話，「公共經濟就是公共美德」：政府的目標就是減稅，可能的話，還要減少國債。一八四○年代對輝格黨經濟政策的攻擊主要集中在財政政策，民眾要求限制預算，經濟成長還不是這個時期要求的重點。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開始有了變化。一八七二年，迪斯雷利在水晶宮演說中提到，保守黨的「歷史職責」是「提供人民生活水準」。不可否認，此時政府應採取什麼樣的措施來促進經濟成長仍不是那麼具體；實務上，迪斯雷利傾向於運用預算，以稅收「減免」的方式來爭取特定利益團體的支持，而不是提供總合產出。維多利亞時代的政治佐證了俾斯麥（Bismarck）在一八七八年做的評論：「經濟議題在內政事務中日益凸顯成首要問題……政黨可以做為某些利益團體的鮮明代表，反之，這些團體可以為政黨提供支持，從而要求政黨實行符合團體利益的政策。」無論是自由黨還是保守黨，它們「遠比過去更需要在經濟問題上選邊站，並且在行動上更像個壓力團體」。典型的例子是，格萊斯頓在一八七四年競選失敗後抱怨自己被「琴酒與啤酒的洪流沖倒了」，這是釀酒商與酒館老闆聯合反對他改革麥芽稅的結果。一八八○年自由黨勝選，有人認為這是因為托利黨提出了胎死腹中且不得民心的法案，打算把自來水公司收歸公有：因此一直有人開玩笑說，「托利黨被啤酒沖上臺，被自來水沖下臺。」
在一八八○年大選中，人們首次將總合經濟的表現不佳歸咎於現任政府。在曼徹斯特印製的一份題為「事實勝於雄辯」的自由黨傳單中，列出了「格萊斯頓上臺」與「下臺」時，薩佛德濟貧院（Salford Workhouse）院內院外接受救濟的人數，並且拿來和「畢肯斯菲爾德（Beaconsfield）勳爵上臺時」與「一八八○年一月一日」的數字做比較。接受救濟的人數在自由黨主政時期下降，在托利黨時代卻顯著增加。傳單上諷刺地寫著：「托利黨執政時期，貿易萎縮，橫徵暴斂，如果你還沒受夠，請投托利黨一票。」迪斯雷利自己也對這種論點印象深刻，他對索茲布里說：「我想，『苦日子』是我們的大敵，是它讓我們垮臺。」
如果有人能幫政府開一劑解決「苦日子」的良方，那麼經濟政策的時代很可能就此揭開序幕。事實上，有不少人針對這一點做出嘗試。一八八○年代，許多自由黨人懷疑蘭道夫‧邱吉爾（Randolph Churchill）的「托利黨民主」只是想藉由操縱經濟政策來達到勝選目的。一八八三年，自由黨的雜誌《真理》對邱吉爾的做法冷嘲熱諷：
在這位貴族的父權領導下……我們這些卑微的民眾將獲得較好的住房、強制全民保險、公有地、公園、博物館、圖書館與濟貧，以做為政治權力的交換……托利黨民主是為了讓自由黨淪為少數，使他們能頻繁地上臺執政，從而盡情地取得公共利益。
邱吉爾日後辯解說，他「並未尋求任何利益，絕對沒有─他只是為了保障與提升民眾最大的物質利益」。諷刺的是，邱吉爾後來因為「經濟與削減支出的重大問題」，辭去了財政大臣的職務，而一八九三年格萊斯頓也因為相同理由而內閣總辭。維多利亞時代晚期另一名以經濟為導向的政治人物是張伯倫。他曾在一八九二年表示：「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問題莫過於……處理廣大群眾物質條件的社會問題。」然而，他也糾纏於陳舊的意識形態中。張伯倫提出的「帝國優惠制度」或「關稅改革」，雖然以總體經濟的角度對外宣傳為刺激救業的政策，但民眾卻認為這不過是回到一八四六年之前托利黨大力主張的「保護主義」。當自由黨重新拿出過去「自由貿易」的口號─「你的食物將要花你更多錢」─並且把他們的「大麵包」與聯合派（Unionists）的小麵包並列時，自由黨便在一九○六年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