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居挪威多年的李濠仲以這本新書深入探討挪威的國力根源。他爬梳歷史發現， 幾百年來飽受強鄰威脅的小國挪威，已深諳以小搏大之道，但挪威人始終沒有因為強權的威脅向現實低頭。同樣身為小國的臺灣，在不得不向現實妥協的時候，或可想想挪威的例子，也努力走出自己的以小搏大之道。
文章節錄
《小國的靈魂：挪威的生存之道》
我們之所以特別選擇伊拉監獄參訪，主要是因為當時挪威最讓人痛心的殺人魔布列維克即將在此服刑。二○一一年夏天，他基於個人政治意識，靠著引爆炸彈和槍枝掃射，一天內奪走七十七條人命，被挪威法院判處二十一年極刑（挪威無死刑），外界都很好奇，究竟什麼地方能容得下這位喪心病狂的傢伙。法院最終選擇將布列維克送往專司監禁惡名昭彰罪犯的伊拉監獄，我們不難理解這座監獄的特性，但即使如此，布列維克所獲得的人道對待，連多數國家的一般監獄都望塵莫及（只不過初期他必須被隔離，而且不能上網）。
別說我們這些外國人看了難以置信，即使是挪威人自己也曾懷疑挪威監獄的管理是否太過鬆散，失去監獄該有的嚴苛模樣。而我們再也按捺不住滿腦子的疑惑，輪番向獄方簡報人員問個不停，關注焦點全圍繞在—建立一個如此寬鬆管理的監獄，到底是為了什麼？我相信伊拉監獄並非首次受到挑戰與質疑，只是其制度理念始終未見動搖。獄方承認我們眼前的監獄管理形態，並非是仰賴科學基礎設計出的模式，而是挪威文化的特有產物，問題並不在於挪威人不懂得何謂「處罰」，但除非國家的政策核心不以「人權」為理念，否則他們就有責任建立一個以落實人權價值為先的監獄，直到這個國家不再標榜人權那天為止。我想，當我們聽懂伊拉監獄獄方的解釋後，原本好像在目睹某件「離經叛道」事件的糾葛情緒，應該也就會因此消散了。
「人權之國」的確是挪威長年以來自我樹立出的形象，他們不光是拿諾貝爾和平獎彰顯自己國家的光環，透過人權價值的引導，這個國家事實上也做了幾番自我改造。挪威電影《我的青春煉獄》（Kongen av Bastøy）故事背景發生在一九一五年北方巴斯代島（Bastøy）上的一座少年感化院，院方以獨裁專制的方式管理一群遭社會遺棄的青少年，他們被迫脫掉身上原有衣物，換上統一的制服，每個人都變成一組代號，從此無名無姓，成天所做盡是苦力工作，並受填鴨式的教育強迫進行人格重塑，直到其中一位青年鼓動造反才改變了一切……。一回從臺灣飛往奧斯陸的飛機上，我意外發現這部影片，因為它是真人真事改編，內心因此倍受震撼，原來挪威也曾有過宛若臺灣「火燒島」的悲劇。好在挪威政府，或說整個挪威社會皆已視「人權」為集體依循的核心價值，爾後出現如伊拉監獄一般特別強調人性化管理的監獄，或許也是必然的結果。以挪威人今天的眼光觀之，當年巴斯代島上那間感化院無疑代表這個國家過去的落伍和不文明，但我相信今天多數國家的牢獄管理，落伍的程度相較於巴斯代島的感化院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這群外國人因為到伊拉監獄逛了一遭，對挪威的人權觀念烙下深刻的印象，我想這正是挪威人特別希望留在外人腦中的記憶—「一個人權和人道精神廣布的社會，即使監獄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