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OpenBook】何不來讀緬甸詩?台灣「新南向」早應被關注的「無用之用」

亞洲國家之間的比較,甚至比看向歐美更能刺激我們省思過去與瞻望未來

文:羅浩原(文字工作者)

遠流出版社翻譯的《緬甸詩人的故事書》(Burma Storybook)本來是一個紀錄片。緬甸自從1962年軍事強人尼溫(Ne Win, 1911-2002)發動軍事政變之後,近半世紀以來處在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之下,直到2010年新憲法公布後首次舉行大選,才真正朝著自由民主的方向緩步邁進。

2013年捷克籍的紀錄片導演佩特•洛姆(Petr Lom)和荷蘭籍的製片人柯琳•馮•艾禾拉特(Corinne van Egeraat)受邀去緬甸首次舉辦的「人權電影節」播放他們的一部電影時,意外發現緬甸是個詩歌與詩人的國度,「只要一談到詩的話題,大多數的人都會舉手說他們偶爾會寫句。而認為自己是專業詩人,或把『詩人』寫在的履歷表上的,數量更是驚人」。

他們聽到許多緬甸詩人精彩的人生故事,其中有很多人曾遭受軍政府的迫害,再加上長年對外封閉,緬甸的詩歌極少被翻譯介紹,讓他們興起了將這些詩人的故事告訴全世界的想法。

在緬甸詩人欽昂埃(Khin Aung Aye)的引導與協助下,兩位來自荷蘭的電影人,花了三年時間尋訪、拍攝了17位緬甸當代詩人的故事。在2017年完成了紀錄片「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並參加「鹿特丹國際電影節」與「哥本哈根國際紀錄片影展」,獲得「KNF Award」與「Politiken's Audience Award」等獎項提名。

他們同時出版了同名的攝影與詩文集,將紀錄片中引用的詩作全文英譯,也就是這次罕麗姝與廖珮杏翻譯的這本當代緬甸詩選的由來。

國際對緬詩的關注,著重人權,鮮少美學討論

自從緬甸「改革開放」後,緬甸作家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歐美學界也重新燃起翻譯介紹緬甸文學的興趣。例如2015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的《番紅花影與被救回的手稿:言論檢查與社會轉型下的緬甸文藝生活》(Saffron Shadows and Salvaged Scripts: Literary Life in Myanmar under Censorship and in Transition),就訪問了緬甸老、中、青三代共九位作家、編輯,詳細報導了他們的文學生涯。

以詩歌而論,則首推2012年出版的當代緬甸詩選《骨堆終將發鴉嘶:十五位當代緬甸詩人》(Bones Will Crow: 15 Contemporary Burmese Poets),主編此書的緬甸少壯派詩人科科瑟(Ko Ko Thett, 1972- )近年來非常活躍,在許多歐美的文學網站上以英文發表介紹緬甸現代詩的文章。

深入理解緬甸的延伸讀物

拜網路媒介發達之賜,更年輕的詩人貌代(Maung Day, 1979- )在2017年更譯介了一批 「90後」的緬甸青年詩人。在華文世界方面,《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介紹的詩人颯雅林(Zeyar Lynn, 1959- )也曾受邀參加2013年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與2016年的「台北詩歌節」。

可以看出國際上對緬甸詩歌的關注,多半與緬甸的人權狀況與近期的民主化等政治議題密切相關。《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也不例外,洛姆與艾禾拉特原本關注的就是人權議題,透過詩歌來反映緬甸從獨裁威權邁向民主開放的社會轉型歷程,故緬甸詩學發展的內在美學歷程並非這本書的焦點。

曾受邀來台的緬甸詩人颯雅林,取自《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遠流出版提供)

台灣人為什麼應該讀緬甸詩歌?

從翁婉瑩為本書撰寫的導讀可以看出,遠流出版社翻譯這本書的目的,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在關注當代緬甸的社會狀況。隨著臺灣政府最近的「新南向」政策,並開始具體地獎助相關的學術研究與文化交流活動,東南亞國家再度引起國內文化界與出版界的關注,但也暴露出國內長期以來對這個領域的忽視。

在最近的一篇報導中(●註:林欣蘋,〈被新南向「獨漏」的東南亞國家,東帝汶台灣商會秘書長黃耀輝:「月薪 10 萬,找不到台灣的多語人才一起打拼」〉,《換日線》,2018年5月18日 ),「東帝汶台商會」的秘書長就感慨臺灣缺乏印尼語的翻譯人才,並讚賞中共「商務部」2017年的《對外投資合作指南》針對東帝汶這樣的新興小國都提出了61頁的報告,涵蓋地理、歷史、交通、民生、法律等資訊,抱怨國內的外交部門缺乏調查研究,無法給予海外台商情報上的協助。

這讓我開始思考像《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這樣的書,究竟對當前的臺灣有什麼用處呢?

若從商業交流的角度來看,《緬甸詩人的故事書》確實「無用」,書中介紹詩人,有政治異議份子、社會運動者、女性主義者、前衛藝術家,他們言人所不敢言,進出監獄、衝撞社會保守價值。從功利面來看,認識這些詩人,可能很難有實際的助益。

同時是記者也是詩人的蜜,取自《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遠流出版提供)

《莊子》中有一個很經典的句子,是這樣說的:「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註:有一次惠子對莊子說:「子言無用」(你說的沒用),莊子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天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莊子•外物篇》),意思是說地平面這麼廣大,人站立所需的就只有腳下這麼小一塊地面,但若將一個人腳下的地面以外全都挖掉,那腳下這一小塊地面又有什麼用處?),或許從最「無用」的詩歌著眼,反而能讓外國人,如台灣,更深刻地看見這個國家,最精湛文化樣貌。

事實上,「新南向」所面臨的困境,正是臺灣長期以來過於膚淺的功利主義所造成的。譬如說語言人才,與歐美日本的語言相比,學習東南亞這些「貧窮落後」國家的語言顯然「無用」,所以國家平時沒有在大學設立相關學系,企業也沒有投資儲備人才,民間更少人學習。

一旦東南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起來,才發現連基本的翻譯人才都很缺乏。

在外國語的學習中,相較於英文、日文等強勢語言,印尼語被認為較無用、在東南亞中,小國東帝汶被認為不需關注,長久下來把地平面「無用」的部分都挖掉了,一朝想要邁步走出去,才發現「新南向」寸步難行。

詩歌反映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

那麼《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有何「無用之用」呢?我認為首先是建立同情的了解。

臺灣也經歷過從威權統治走向自由開放的漫長歷程,也曾為爭取言論自由付出很大的代價,因此理解緬甸這段類似的歷程,更重要的是聆聽具體的人物的生命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真正緬甸這個國家,讓我們對他們的文化產生真實的感覺。然而這還算是最容易被大眾理解的「有用」的部分。

再深一層看,《緬甸詩人的故事書》讓臺灣的讀者接觸到緬甸的詩歌,詩歌其實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在全球化的時代,要想創立品牌,將產品與服務行銷到另一個國度,了解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其實非常關鍵,這看似抽象的問題其實非常根本,會廣泛地連結到產品如何設計、如何廣告行銷等各種「有用」的問題。

正如前文提到洛姆與艾禾拉特的觀察,緬甸其實是個詩歌的國度,而這本書是由緬甸最富創意與感受能力的一群詩人,對生活周遭提出各種觀察與洞見,他們還接受訪談,表達出了創作的動機與思考的過程,若能仔細去品味與體會,從這些看似「無用」的詩歌當中,其實能粹取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此外,這本中緬對照的詩集,讓臺灣讀者接觸到緬甸文,接觸到緬甸文學,甚至勾起讀者去進一步投入學習的慾望。我想要以此為契機,為大家簡介一下緬甸詩學的內在美學歷程。拉出緬甸近代詩歌史的縱深,才能理解《緬甸詩人的故事書》中的詩人與作品,補充國際關懷對緬甸詩歌力猶未逮的面向。

緬甸現代詩的兩大源流:愛國詩歌與實驗文學

緬甸現代詩的起源,可追溯到兩個源流,一是被英國入侵所激發出的針砭時事的愛國詩歌,其代表者是愛國詩人德欽哥都邁(Thakin Kodaw Hmaing, 1876-1964),他起初在仰光的印刷場當排字工人,後來進入報社工作,1911他出任新創刊的《太陽報》(Thuriya)的編輯,開始發表新型態的詩文。《太陽報》是由一群緬甸大學青年所創辦,是緬甸佛教青年會(YMBA)的機關報,旨在傳播獨立、自由、民主等思想。

右為《太陽報》,左為緬甸愛國詩人德欽哥都邁(wiki)

德欽哥都邁為了針砭時事、喚醒國人,於是運用註解佛經的傳統創造了「注」(htikas)這種詩歌與論述交錯的新文體,像是他在1914年發表的嘲諷「假洋鬼子」的〈洋大人注〉(Bo Htika,),或是以一次大戰後緬甸向英國派出代表團要求自治為契機,1919年發表〈孔雀注〉(Daung Htika,),以孔雀象徵緬甸,回顧緬甸的歷史,期待民族自治,頌揚愛國主義。

緬甸詩人 吳佩貌丁

另一股潮流則是留學英國歸來的吳佩貌丁(U Pe Maung Tin, 1888-1973)在仰光大學所發起的「實驗文學」(Khit-San Sarpay)運動。著名的緬甸文學研究者吳佩貌丁自1922年起在仰光大學擔任緬文教授,開始積極推動緬甸古典文學研究,引起人們對蒲甘碑銘清晰簡煉的寫作風格的興趣,同時帶領校內年輕的教師與學生實驗以新形式與新內容創作詩歌和短篇小說,展開了「實驗文學」運動,

吳佩貌丁在1930年代編輯出版了《實驗故事集》(Khit-San Ponbyin-mya, 1933)與《實驗詩集》(Khit-San Kabya-mya, 1934)。代表性的詩人則是佐基(Zaw Gyi, 1907-1990)和敏杜溫(Min Thu Wun, 1909- ),當時與小說家德班貌瓦(Theikpan Maung Wa, 1898-1942)並稱「實驗文學三傑」。「實驗文學」的詩帶有一種復古以為創新的性質,改良了傳統格律中比較貼近口語的「雅都」(yatu,季節時令詩),回歸緬甸古典「四言詩」的「爬升韻」(climbing rhyme)的形式。

「實驗文學」之後,緬甸詩壇又有三波文學運動,分別是1948年緬甸獨立前後的「新文學」(Sarpay Thit)運動、1968年左右開始的「現代詩」(khitpor kabya)運動,以及2000年之後的「後現代詩」與「語言詩」(Language Poetry)運動。

左翼的影響與現代主義的技藝

1948年緬甸獨立後,原本「實驗文學」的健將之一,詩人達貢達雅(, 1919-2013)受到左翼文學的影響開始鼓吹「新文學」運動,批判「為藝術而藝術」的資產階級文學,認為不該一昧追求美學的境界,應該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為人民」寫作,講究寫作的實用價值。

當時甚至也引介了魯迅等中國左翼作家的作品。這使得當時的文壇分成兩派,針對文學該不該有傾向性、宣傳性這點爆發了論戰。然而「新文學」運動的社會寫實主義作品到後來越來越僵化、幾近政治文宣,因此到了1960年代後期又出現了「現代詩」運動。

「現代詩」運動的旗手茅塔諾(Maung Tha Noe, 1934- )在1968年出版了重要的翻譯集《松樹蔭下》(Htinn Yuu Pin Yeik),介紹了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 1880-1918)、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艾略特(T.S. Eliot, 1888-1965)、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1893-1930)等人的作品,為緬甸引進了自由詩與浪漫派、前衛派、意象派、超現實主義等歐美流派。

「現代詩」立即被「新文學」指責是頹廢的、資產階級的親西方的文學,雙方爆發了論戰,但後來在達貢達雅的調解下,雙方取得了共識,「現代詩」的自由詩與豐富的藝術形式獲得接納,而創作的內容必須反映普羅大眾的生活與社會的問題亦被「現代詩」所接受。

事實上在1962年軍事強人尼溫當權後,由於政府對內部的鎮壓越來越強,以豐富的意象、巧妙的譬喻反應社會日常現實的「現代詩」成為一種暗中表達反政府情緒的方式。

達貢達雅在當時留下了一句名言:「你或許可以拋棄韻律,但無法拋棄意識形態」。

後現代與網際網路的衝擊

然而「現代詩」成為主流之後也陷入了創意遞減的螺旋,詩人颯雅林因此批評「現代詩」喪失了原本實驗前衛的部分,成為過於專注詩人個人情緒的抒情詩,發表作品的口吻、色調、內容與表達方式同質性高到遮去姓名簡直難以分辨作者的地步。

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後現代主義」在2000年之後傳入緬甸。詩人颯雅林則譯介了「紐約詩派」(New York School)的艾希伯里(John Ashbery, 1927-2017)、「語言詩派」的查爾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 1950-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乃至於運用網路搜尋引擎創作的「夫拉夫詩」(Flarf Poetry)等多元的創作參照點。

透過引進世界的新思想、新創作潮流的努力,再加上網際網路出現後的便利,當代緬甸詩歌呈現眾聲喧嘩的盛況,出現了像是Pemskool、Be Untexed等國際化、以網路為媒介的創作社群。 

出版審查是譬喻之母

最後,回歸到《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探討的主題「言論自由」與「社會轉型」。軍政府獨裁統治時期的緬甸雖然沒有言論自由,但緬甸詩人卻想方設法繞過嚴格的出版審查。

例如緬甸女詩人愛茵德拉(Eaindra, 1973- )在回顧這段時期時,引用阿根廷作家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名言「出版審查是譬喻之母」,認為出版審查反而激發詩人以更多隱喻、創意的方式抒發心聲。

如今雖然廢除了出版審查,但言論自由在緬甸仍然相當脆弱,例如詩人莫偉(Moe Way, 1969- )表示:「現在已經不需要等好幾個月,就只為了審查批准,你隨時都能出版…但是,如果你出版了可能冒犯到人的書,你可能會被起訴」;詩人百(Ko Pye, 1965- )則說:「現在在民主政府的統治下,我有言論自由。然而現實生活中,它並不存在。在審查制度的時代,一旦他們核准了你的作品,那就是沒問題了,之後不會再有追究。然而現在,你可以自由寫作,他們則可以隨時因為你寫的東西逮捕你」。

緬甸詩人百,取自《緬甸詩人的故事書》(遠流出版提供)

市場經濟也對文學的出版帶來巨大的衝擊。茅塔諾就感嘆,在將近五千二百萬人口的緬甸,一本小說僅僅銷售超過三千本就算「暢銷書」了,詩集更慘,超過五百本就算大熱門。如今市面上充斥著教人成功致富或星座命理的書,動輒銷售上萬冊,緬甸詩人卻大多僅能出版50頁以下的薄薄的詩集,印刷數量不過五百本,其中一半還是去贈送給朋友。文學雜誌也大為沒落,以往每期作為主題的嚴肅的中篇小說已不復存在,僅會刊登兩頁以下的短篇故事和幾首詩而已,反而充斥著影歌星的全彩拉頁照片和八卦消息、星座命理等專欄。

望向亞洲的詩壇

對熱愛文學的臺灣讀者來說,緬甸現代詩發展的軌跡不難令人聯想到「五四新文學運動」、「新月社」、「創造社」等社群,或是「鄉土文學論戰」等對應的歷史,而文學出版市場的萎縮和網路文學的蓬勃發展,也同樣令人在興奮之餘十分徬徨。可以說亞洲國家之間的比較,甚至比看向歐美更能刺激我們去省思過去與瞻望未來。

受邀評論《緬甸詩人的故事書》時,我起初相當惶恐。一看到這本書中的緬文,就像韋小寶看到「蝌蚪文」時那樣頭痛。不過轉念一想,這或許是個難得的機會,勿因語言陌生,而放棄閱讀。緬甸詩歌的確令人非常驚艷,讀者能從中感受到的緬甸民族的特長,他們偏好史詩般的生動敘事、擅長繁複的思維辯證,同時追求戲劇對話的效果。

(圖片取自TIDF官網)

當代緬甸詩人吸收世界各國詩歌藝術的熱情,也令人驚嘆。一些前衛的詩歌運動,像是「夫拉夫詩」,鮮少被台灣讀者認識。緬甸年輕一代的詩人,透過英文走向國際的努力,更令人佩服。若把目光放得更長遠,這些都是詩人國度緬甸帶給我們的「無用之用」,端看我們有沒有能力去運用。

正如詩人欽昂埃(Khin Aung Aye, 1956- )所言:「翻譯是讓我們攀登到自己的樹上擷取果實的途徑。」至於《緬甸詩人的故事書》究竟「有用」還是「無用」,從中究竟能擷取到怎樣的果實,則留待讀者去探索了。

緬甸詩人的故事書(BURMA STORYBOOK)

作者:佩特‧洛姆, 柯琳‧馮‧艾禾拉特, 欽昂埃  

譯者:罕麗姝, 廖珮杏

出版社:遠流 

定價:350元

【內容簡介

編者簡介:佩特.洛姆(Petr Lom)

1968年生於布拉格。在加拿大成長,目前定居荷蘭。哈佛政治哲學博士,曾在喬治.索羅斯的中歐大學擔任副教授並教授人權和哲學。於2003年成為紀錄片導演和製片,專精於人權議題。得獎影片曾在三十個國家、逾兩百五十個影展中放映,其中包括日舞與柏林影展。拍攝《緬甸詩人的故事書》紀錄片後,於2017年與太太柯琳‧馮‧艾禾拉特、緬甸詩人欽昂埃等編選同名出版品。

柯琳‧馮‧艾禾拉特(Corinne van Egeraat)

 荷蘭的獨立電影製作人、具劇場背景的創意製作人。擅長以言論自由為命題,創作獨立電影。在2011~2012年與年輕的埃及藝術家製作自傳性質的”ANA ANA”(阿拉伯語:我就是我)紀錄長片。這部電影在2014年的IDFA影展獲得了最佳影片的提名,並在荷蘭全國放映。柯琳目前正在製作”Framing the Transition”,是一部與十二位青年緬甸攝影師共同創作的人權影像故事集。

欽昂埃(Khin Aung Aye)

緬甸詩人。

譯者簡介:罕麗姝

緬甸華人,台大中文所碩士生。喜愛文學。曾參與2018年「赤道二三五‧東南亞文學論壇」讀本翻譯計劃之緬甸讀本翻譯,希望將來能夠譯介更多的緬甸文學作品給中文讀者。

廖珮杏

輔大德語系畢業。陰錯陽差進了德語系,又陰錯陽差踏入自由譯者之途。後來漸漸明白,也許所有的偶然都是在回應生命的渴望。喜歡蒐集各種故事,著迷於光影,習慣在回憶與經驗中找規律。偏好人物、文化、社會議題的書。目前以打掉重練的心情,在工作中努力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