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新南向政策」的文化人類學背景讀本。在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阿潑站在東亞各國的邊界上，對每一個性鮮明但又背負著跟台灣類似殖民歷史的國家，作出關於邊緣、身分、認同這幾個主題深刻且生動的描述，而他也點出了新一代人關於認同的想法。他衝破身分與國族的界線，正視存在於我們和它們之間的刻板印象與偏見，讓我們重新認識長久以來被歸類於「外籍」與「陌生」的世界 。本書為2017全新修訂版。
文章節錄
《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
印尼．模糊的他者
如同每個發展中國家的首都樣貌，雅加達有高聳的大樓觀景塔，也有著讓高級轎車能堂而皇之地擺飾在大廳的高級百貨公司，強烈的冷氣宣告這棟大樓正處在赤道帶的「北極」，以至於我們只能捧著熱咖啡抖縮著在星巴克取暖──這是個產咖啡的國家，我們手裡的咖啡卻來自千里之外的非洲大陸，這就是所謂的全球化。百貨公司旁的高架橋在日落時分排滿了車，車燈炫出澄黃，此區的豪宅別墅都透著光，聽說那裡大多住著有錢的華人。
這是個魔幻時刻，差點讓我們遺忘早先頂著赤陽，經過城市貧民窟心頭那一凜，也將碼頭的冷清蕭條拋在腦後。雅加達城郊的碼頭，曾經是殖民者運送香料咖啡和資源的出入口，一度熱鬧而喧嘩，如今鏽黃的貨輪無所事事地靠著岸，如同不遠處鐵道上躺著一排的那些工人一般，等候著活兒。「他們如果等到工作，一天可以拿到八十元台幣的收入。」途徑此地時，我們的司機Buddy告訴我們：大多數人在鐵道旁睡了又睡，可能也無法賺到那八十塊。之後，我們在火車經過的鐵道上，看著那些擠身在車廂旁或發呆或吸菸或抱著孩子的臉孔，我不免想起故鄉火車站前那些聚集著的「外勞」，卻記不起他們的表情，此刻，我方能體會不惜離家遠走，到異鄉掙得一份工，是不得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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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小心他們。」婦人將頭從掛滿洗髮粉和料理包的小攤口探出來，朝背包客棧門口的幾個男人比一比，悄聲對我說。我們剛走出萬隆車站，將行李放進背包客棧，便急著出來買香菸，我沒有聽到華語的心裡準備，突然被這句不標準的華語驚嚇到，愣了幾秒，回問她原因，「因為，印尼人很壞。」這個婦人將菸和這個答案遞給我後，取走放在檯上的錢，頭便收回去了。
這個賣香菸的婦人是我在印尼遇到的第一個華人，不知幸或不幸，她也成為第一個傳遞恐懼給我的當地人。她的善意提醒對我來說卻成了困惑：「她難道不也是印尼人嗎？」或許她在對我說華語的那一刻，便把我當成「我們」，而她口裡的印尼人，就是我們之間共同的「他者」。
此時是梅嘉瓦蒂當政末期，離一九九五年發生的排華暴動還不到十年之遠，街頭不時流洩出華語流行歌曲和節目，華語學習熱也當頭，反華氣氛明顯下降，只是，陰影和驚駭仍瀰漫在華人社群之間，我在印尼旅行期間，不論到哪個城市，總有華人店家警告我：「別和印尼人打交道，他們很壞。」
印尼首次排華，起於一九六五年，當時蘇卡諾的親信策動政變，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組織軍隊平息動亂，但也順勢推翻親共的蘇卡諾政權，隨後又展開「反共大清洗」。蘇哈托政權指控華人社群中隱藏著心懷中國的共產黨員，排華運動於是開始。
但距離我們最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九八年的「五月暴動」，當時有諸多華裔婦女被凌辱，華人商店被砸毀焚燒，生命財產被威脅。蘇哈托也因此事步下政壇，結束他三十一年的統治。排華，發生在他接掌權力開始，也是讓他走下權力的終途。
蘇哈托的排華，源於政治，終於經濟。在他任內那段「新秩序時期」（一九六六至-一九九八），給予華人擴展國家經濟和財富的特權，卻也同時將他們推到政治、文化和社會上的邊緣：華人不具公民權，即使擁有公民權，也無法和其他族群享同等待遇，甚至被迫改名換姓，不可組織團體和媒體，不能加入軍隊和公務員之列，連唯一的華文報紙都是印尼軍方控制，華人只能當翻譯。華裔學者雲昌耀便曾在《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一書中提到：「由於華人擁有薄弱的政治基礎且處於易受傷害的地位，允許他們主宰經濟並不會對軍事統治構成政治上的威脅。」然而，正是因為一小群華人財閥與當權者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金融風暴發生後，蘇哈托政府將責任推給這群華人，所有華人因此共同承受貧富不均的惡果。
印尼人口超過兩億四千萬，族群數量也多於三百個，其中以占約四成多的爪哇為最大族群，華人只占百分之二到三。因為族群數量龐大，這個國家獨立建國之初，便以多元文化原則來統一二十七個省的大小島群，不論先來後到，都被視為是具有本土性的「土著」（印尼語：asli），也被認可為原住民（印尼語pribumi，亦即「土地之子」），但那些即便十七世紀便已移入的華人，卻始終被視為「外來者」（asing）。
華人和原住民之間那條不可抹滅的邊界線，早從荷蘭殖民時期刻下，當時的殖民者在印尼群島實施了種族隔離政策，將所有族群分為：屬於上層的歐洲人，位在中層的外來東方人，以及底層的土著。當時華人獨占經營不道德性商業活動的特權，因而造成長久以來印尼其他族群對華人控制經濟的刻板印象。然而，為了扭轉族群結構，一九○○年起，荷蘭人實行「土著改良政策」，向華人抽稅，還限制其居住通行，華人地位因此改變，他們於是認清唯有鞏固自我才能得到「他者」尊重。
不論政治如何變動，印尼華人在歷史洪流中，始終被強綁在一個邊緣位置。「華人是來自印尼邊界外的土地」一直是印尼社會中無法扭轉的印象偏見，在蘇哈托時期便流行著「華人沒有民族觀念」的說法，整個社會都認定華人對祖先土地的忠誠高於國家，於是，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華人的族群性也就被本質化為共產主義。一直到今天，印尼族群和華人之間的邊界線，仍明顯可見，但這條線對我這個同為華人身分的外來者而言，卻也是困惑：我似乎應該同情印尼華人長期的處境，但聽到他們嘲弄批評「印尼人很懶、很落後」，總讓我也恨不得聽不懂他們的語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