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卡拉‧鮑爾記錄了在長達一年的學習旅程中，與享譽國際的印度裔穆斯林學者阿卡蘭共同研究《古蘭經》的點點滴滴。他們從《古蘭經》洗鍊優美的文字中，破除了伊斯蘭聖戰、性別歧視等常見的刻板印象，同時也引導我們反思習以為常的當代價值。
文章節錄
《古蘭似海：用生活見證伊斯蘭聖典的真諦》
第二章 一個美國人到東方
對父親而言，帶著妻小到海外住幾年，可慰藉他對美國社會長期的不滿和他的憂鬱症。他在密蘇里州當法律系教授，可是覺得在陌生國度更適得其所，若那些地方有他心目中文明社會必備的「葡萄、甜瓜和橄欖樹」時，更是如此。因此我的童年分別在聖路易郊區和穆斯林世界的幾個城市輪流度過。不消說，這份外派列表──德黑蘭、德里、喀布爾和開羅──非常啟人疑竇。媽媽的家族認為我爸是個中情局探員，狡猾偽裝成個性古怪的大學教授。他不是中情局的人。他把我們帶到國外比較是出於審美和情感因素，而非職業考量。
我們家最接近信仰體系的東西，是對旅行療癒力的堅信不移，因此宗教文本在我的養成教育中不具一席之地。我有個背棄信仰的貴格會教徒父親，以及把信念儲存在貝果和對〈陀螺之歌〉（dreidel song）模糊記憶之中的猶太血統母親，身為他們的女兒，我在成長期間不曾讀過任何宗教聖典。我們家是世俗家庭，藝廊與公園是我們的教堂，懷疑是我們的預設立場。我的雙親都是教授，不太在乎宗教信仰。宗教信仰或許曾幫助我們的祖先，他們拖著沉重腳步走在東歐猶太小鎮（shtetl）、在北美大平原上的公地（homestead）奮力求生，不過對我那雙擁有高等教育文憑和爵士樂手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黑膠唱片的父母卻不然。他們相信，超驗（Transcendence）存在提香（Titian）的畫作或夕陽裡，而非神聖典籍或聖人。我唯一的宗教訓練是偶爾在週日拜訪倫理學會（Ethical Society），我們在這個人文主義者集會所，彩繪世界各地的孩童的圖畫，歡唱關於簡樸恩賜的歌曲。
當母親露出猶太教的一面，是以文化而非宗教信仰的形式展現，而且一定和她的童年記憶有關，譬如鞍部鞋（saddle shoes）或吊帶。若她碰巧記得，我們會在逾越節藏無酵餅（matzo），在光明節點亮猶太教燈臺。偶爾她冷不防冒出幾句從立陶宛祖母那兒學來、記不太清楚的意第緒語：貶斥電影《愛的故事》為「沒格調」（schlock），在我和弟弟打鬧時，稱我是個「野孩子」（vilde chaya）。即便如此，我確實依稀自覺是個猶太人，雖然我所謂的猶太人自覺，充其量是一種特殊的城市世界主義，由黑色諷刺和訂閱《紐約客》雜誌所組成。極度節儉是父親貴格會文化傳統的唯一遺跡，還有關於成天「汝」來「爾」去慣用古英語的姑婆們的故事，以及隱約覺得參加貴格聚會或許不錯，前提是改天有機會的話。「我樂意信教。」父親會邊說邊張開雙臂，彷彿等待某個神祗降臨他的懷抱。神祇不曾真的來過。
父親用旅行和旅途中購買的手工藝品，填滿宗教可能進駐的閒置空間。在聖路易家裡，我們和斑駁鍍金佛像、印度迷你畫以及成堆東方地毯一起生活──這是父親用來阻擋密蘇里州入侵的防禦工事。對他而言，聖路易是鄰居要相互點頭致意的城市，是人們秉著陰森沉默加油的城市，是在冬寒中蜷縮長途步行的城市。可是為了養家，他勉強接受一份工作，在那裡教法律。他發現，只要夏天能到歐洲旅行，然後每隔幾年申請研究獎學金或無薪休假到海外住一陣子，這份工作是可以忍受的。
七〇年代初期，他首次在伊朗發現伊斯蘭文化的強效抗憂鬱成分。緩慢的日常節奏，中間穿插幾杯茶與禮拜時間，對他起了撫慰作用。中東的市集（bazaar）文化以不著邊際的閒話家常緩衝交易的爭鋒相對，讓他覺得比購物中心自然，也比較有人情味。他第一次感到自在。倚著伊斯法罕式清真寺的牆面蹲坐，或在市場與人辯論土耳其毯馬鞍袋的優點，他不再是《法律評論》交際場合上的壁花。對不曾與直系親屬以外團體產生連結的男人而言，西亞給他一種歸屬感。就連幼小的我亦看出穿梭於不同文化令他判若兩人：跨文化超越價值觀，成為一種生存策略。
我本身對伊斯蘭社會最初的認識是全然感官的，全是關於表象質感的觀察。以棕糖色沙漠為背景的綠松石色清真寺圓頂。太陽光下羊毛地毯散發灰塵和肉味。伊朗婦女一派優雅地以牙齒緊咬罩袍（從頭到腳的連身伊朗式罩布）的邊緣，以便騰出雙手抱嬰兒或提購物袋。
小時候的我為了把陌生環境變得熟悉，曾粗拙地嘗試跨文化理解。五歲時，我最喜歡的遊戲是「伊朗女士」──一個美國孩子玩德黑蘭版的扮家家酒──我把自己包進童裝伊朗罩袍，扮演伊朗女士。六年後，住在喀布爾，我幻想能有一間攤販，或許隱藏在市集的角落深處，販售美味泡泡糖（Bubble Yum）、博納貝爾潤唇膏（Bonne Bell Lip Smackers）和Levi’s牛仔褲，那是十一歲的我最渴望從美國得到的幾件物品。我腦海中的區域地圖，依照微不足道且高度個人化的比例尺所繪製。開伯爾山口是美國青少年前往伊斯蘭瑪巴德看國務院牙齒矯正科的路。白沙瓦（Peshawar）有一間提供美味餃子的中國餐館，還有一個黃金市集，客人可以試戴綴有紅寶石和綠寶石的皇冠頭飾。
住在喀布爾，我不是唯一以短淺目光想像這個區域的人：一九七〇年代期間，若西方人曾認真考慮怎麼處置阿富汗，那便是把它當作尋刺激之人與古怪孤僻之人的異國遊樂場。嬉皮為尋找比德里或果阿品質更好的大麻膏而來。牛津劍橋古典學者在鄉間四處搜索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留下的古文物。父親到阿富汗尋找卡什加地毯（Kashgai rugs）、香甜的布哈拉甜瓜，以及和聖路易大學法學院教員休息室最遙遠的距離。
儘管熱愛伊朗與阿富汗，父親對伊斯蘭文化的觀點是東方主義式的，而非身歷其境的，更著重美學欣賞，勝過承認一個現存的傳統。在他寄回家的信件中，信仰似乎不過是華麗清真寺與聖殿、孔雀藍磁磚和禮拜跪毯的源頭。我們徘徊在社會的邊緣，雖然住在當地，卻對中東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渾然未覺。我們從德黑蘭家的陽臺觀看穆哈蘭姆月（Muharram）遊行，男人用鞭子或鐵鍊鞭笞自己，唱著〈胡笙啊〉（Yo, Hussein），哀悼先知在卡爾巴拉戰役（Battle of Karbala）中死去的孫子。我父母完全不知道，將眼前遊行的能量套到對波斯國王政權的憎恨上，竟強大到足以拖動一場革命。他們也沒料到伊斯蘭會成為阿富汗戰士對抗蘇聯軍隊的強大工具。抑或提供埃及人宣洩對獨裁統治者不滿的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