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苔不會消失》的書名，來自作者袁凌一首舊詩：「青苔不會消失，只要世上還有，最後一個窮人。」是來自於家鄉的掛念，一直牽絆著袁凌，讓他沒辦法自由飛翔，許下如地藏王菩薩的願望。窮人不清，他就不能平靜。本書袁凌以多年的記者生涯為基礎，從熟悉的城鄉、家庭出發，用充滿悲憫的人文筆觸，誠實地寫出了人的困境、苦難。他筆下的這些人就像青苔一樣，也許只是附著在土地上最邊緣、最無人問津的一群人
文章節錄
《青苔不會消失：附著在土地上既邊緣又無人問津的一群人》
有了支付寶，中國一定強？／胡采蘋
第一次見到袁凌，我就想起那種古老的中國傳奇故事裡，經常描述有一種「骨格精奇」的人，全身嶙峋的線條會先映入眼前，形狀比血肉先看到。隨著他精氣神中帶著一種古怪的批判性質，幾乎是第一時間你就能感受到，這是個「人不驚人死不休」的傢伙，以後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後來的事情，證實我的直覺果然非常靈驗。
老袁是我在北京《財經雜誌》工作時的同事，大概是我們辦公室裡得獎最多的人，平日不太瞧得起庸俗的記者，至少不愛跟我講話。他做了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生命晚期的採訪，高華以《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揭開早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是如何奠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路線，在知識界是偶像級人物。
袁凌能在高華癌症末期、日薄西山之際，讓大學者點頭願意會面，這是為中國留下了重要的紀錄。高華離世後，袁凌重建了他的學思歷程，也因為這篇作品，得到了當年騰訊新聞獎的年度大獎。即使老袁得獎無數，往來都是柴靜這樣等級的中國一流記者，甚至在柴女神著名的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構思之際，參與了影片呈現的討論；以他的地位，大可以過著輕鬆的生活，找個大編輯的位置坐著，開始一天到晚教訓後生，消費過去，從此不思長進。可是他沒有。他喜歡跟自己過不去，那身精奇的骨骼突出在這世界就是格格不入，找不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袁凌震驚世界的報導發生在二○一三年，一個傳說多時卻從無證據，位在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專門對法輪功信徒施暴的酷刑監獄「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在袁凌長年鍥而不捨、一點一滴的追蹤下，終於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女囚在其中長年受虐，老虎凳、電棍、死人床等，各種我們曾經聽過的戒嚴時代酷刑，在馬三家裡肆無忌憚，受刑者因此重度殘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連大小便都無法控制。就在離文明世界那麼近的地方，有人正在日夜承受暴行，讀者很難不為之落淚。
報導一出，國際媒體爭相轉載，震撼全球，傳聞多年的法輪功虐待場竟然是真的。由於和袁凌的私交，我知道這個調查有多不容易，是如何費盡千辛萬苦才能找到證據；然而他在公司裡的處境，卻突然變得異常尷尬。我們刊登那篇文章的、財經雜誌的子刊《 Lens 視覺》雜誌，遭到了官方最嚴厲的懲罰：撤銷刊號。
這在中國等於被禁止發行。幾經周折，社方才找到處理辦法，《 Lens 視覺》雜誌也停刊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停刊期間，袁凌在公司備受煎熬，同事們有些力挺，有些徬徨失措，不無怨言。畢竟這是人性。
袁凌後來的寫作生涯，就是以如此的曲折為主基調，總是一個大型敏感報導問世，他在公司裡就變得尷尬異常，儘管這些文章為他任職的媒體帶來風光無數，卻也不斷惹來麻煩。因此我總是聽到老袁又因為寫了什麼東西惹禍，不得不暫時休假的消息。上一次是去年，他在香港出版《秦城國史》，集結近十年來對專門關押中共高官的「秦城監獄」的調查資料。書才出版，一如預料，他又被要求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我聽到消息時，心情為之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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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三年以後，調查新聞在中國被大力打壓，財經雜誌最出名的「法治組」悍將為之一空；加之以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經濟打擊，我眼見自己的老同事們一個一個離開了新聞崗位。有人去企業做公關、做董事長特助；有人做了創業公司，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有人乾脆回家當全職爸媽。
大家雖然熱愛這份工作，新聞行業在中國聲望仍然很高，但是很少有人能夠留守，實在是環境所迫。我多次見到老袁，他的處境持續如此，時而安全，時而危險，總是沒有安心的時候。他不是沒有更好機會，可是他告訴我，想繼續寫，一直寫下去。
這本書《青苔不會消失》的書名，來自老袁一首舊詩：「青苔不會消失，只要世上還有，最後一個窮人。」我知道，是來自於家鄉的掛念，一直牽絆著老袁，讓他沒辦法自由飛翔，許下如地藏王菩薩的願望。窮人不清，他就不能平靜。
袁凌是陝西人，家在秦嶺與大巴山之間，這是中國著名的一條氣候分界線。根據老袁的說法，這裡天象詭異、陰晴不定，的確就是某種溫帶季風的終壽之地，經常有人力難以解釋的雷電風雨。他的父親是下鄉知青，下放至此後再也無法回到都市，成了山裡人。
我和同事們曾經和袁凌一起到關中遊歷，根據上山的同事回來後形容，山上竟然還有住在洞穴裡的奇人，自備全套書畫用具，天晴時出洞，在光天化日之下寫字作畫，自己有小草屋、長木桌，累了就跳進溪裡游泳、在草屋前晒肚皮，大有舞雩沂水的情調。天氣變了就躲回洞裡，料理在附近市集採買的食物或野菜野果，視現代生活於無物。儘管他們外觀看來完全是現代人的形貌，襯衫西褲俱全。
袁凌家附近一度暴得大名，因為已經滅絕的華南虎曾經在這裡傳出過蹤跡。同事們好奇，跟著自稱看到過華南虎的爭議人士上山去找虎，結果在山中見到了大型動物的腳印與糞便痕跡。我問同事，真的相信這裡有華南虎嗎？同事形容，那裡就是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你現在就是跟我說神農架有野人，我也相信有。」
袁凌的家鄉，就是這樣一片奇絕之地。他的身上，也因此帶著一種奇絕的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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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多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讓我多多少少可以理解袁凌身上的這種倔強，許多大山、農村、小縣城裡來的孩子，都有一樣的氣質。
偏鄉來的孩子，要適應經濟快速起飛的中國，是非常困難的，而且越來越困難。許許多多像袁凌這樣的人，在相當不利的教育環境下，經常要帶著全家族的資源、全村人的期望踏入競爭賽道，從鄉裡到縣城，從縣城到省城，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城市。
在承受生活巨大變化的同時，他們還同時背負一個越來越凋蔽的家鄉；青壯年紀的父母出走到大城市打工，孩子們丟給爺爺奶奶，農村似乎是停滯的時光膠囊。每年高考結果與國際組織的調查都反映，偏鄉孩童的升學情況越來越不平等，智力發育遲緩的現象正在升高，而偏鄉學生的高考錄取比例正在下降。
中國人才市場的多元化，是我這種臺北小孩無法想像的，我經常會拿到一些奇怪的履歷、面試到一些奇怪的孩子。他們其中有人告訴我，從高中開始聽到財經雜誌，就一心一意想到北京來，只想進財經工作，因為這是中國最好的媒體；接下來拿出各種其實很生嫩的作品、實習紀錄，我有時候看履歷看到快要落淚，一個在毫無資源的窮鄉僻壤孩子，他一輩子的努力就是想做這件事情。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臺灣的《商業周刊》，我居然曾經遇到過湖南鄉下的白淨小女孩，告訴我她最喜歡的雜誌就是商業周刊，她獨自上網看了多年，偷偷學著來自臺灣的「商周體」。一看文章，真沒有騙我，那就是每個商周人都能寫得一手的標準商周體。
許許多多的孩子，在最沒有資源的情況下，把他們的一生攤開在你面前，只求一個機會，這是我從來沒有過的震撼體驗。以前在台北，我們對人的挑剔、比較、篩選，都是非常不留情面的，面試工作講競爭，我沒有想到過自己有一天會成為一個容易落淚的面試官。
我慢慢從一個嚴厲的人變成了一個和緩的人，我開始學會疼惜別人、疼惜每一份努力，即使來自很寒酸的地方，我感覺到自己對這些孩子有責任。現在再遇到不愛洗澡、帶著怪味的男孩們，我可以從他的口音猜出，他是從沒有自來水的北方農村前來，此刻他還沒有習慣洗澡，或者根本捨不得用水。我不再嘲笑那些穿著紫紅色上衣配大紅色褲子、白色高跟鞋裡塞著白襪的女孩們，我知道過兩三年後，他們都會長大，熟悉這裡的秩序，慢慢變成一個城裡人。
袁凌也曾經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從山裡走出來，走到縣城的高中。為了害怕影響他的期末考，為了小心翼翼呵護他的前程，家人連媽媽在期末考前的死訊都不敢讓他知道。
我想袁凌的心裡有很深的罪惡感，當他走得越遠，奮鬥越為成功；而那些與他擦肩而過的同鄉人平凡如螻蟻，面對現代秩序完全無能抵抗的命運，在中國崛起的大躍進、大論述，一帶一路、帶領全球經濟的激昂口號裡，這些人從來是不被看見的。這個社會拒絕看到他們，媒體不被鼓勵，甚至禁止報導，因為這個社會不想在強盛中國之下，看到自己其實仍然存在的傷疤。因此袁凌要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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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來，臺灣社會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很多，一種「人家都怎樣怎樣，我們還在怎樣怎樣」的句型，幾乎成為點閱率必勝軍，讓我十分不安。
臺灣人是最早踏入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新軍，在改革開放初期，外國資本還對投入中國有所遲疑時，臺灣連年是海外投資的第一名區域。我們有大量的臺商、臺幹進入中國，甚至現在一般白領的工作選擇都慣常會考慮到大陸就職。
然而我在中國接觸到臺灣工作者的實況，的確像是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印象，他們把臺灣人當做流落在外的兄弟，但是臺灣人可能只是去大陸賺錢。臺灣人喜歡跟臺灣人一起玩，週末也有球隊、各式各樣的臺灣人聚會。到中國留學的臺灣學生，則是習於將這裡當做跳板，建立了所謂的人脈、學歷、經歷，然後往歐美市場更好的工作前去。
也許這些都沒有什麼值得苛責，畢竟這就是現實，就是生活。只是當我每每思及那些「中國有支付寶多麼強盛」的論述時，我的心裡，也有一片青苔連綿不去，我知道還有很多人不被包含在這個強盛的論述裡，青苔沒有消失。
我很謝謝袁凌，也很感謝所有和我一同工作的伙伴們，是這些人教會我很多我在臺灣無法看到的事情，變成了一個不同的人。他們也讓我看到了一個我很喜歡的中國──一種不在乎強盛，卻有茂盛生命力的，那一種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