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講述的，是那些「沒被選擇的講稿」的故事。作者納思邦曾是美國總統拜登的演說撰稿人，長年負責民主黨高層的講稿撰寫工作，擁有資深內行人的洞見與文筆。在本書中，他不僅將因故未能發表的演說辭從歷史的紙簍桶裡搶救出來，帶我們一窺平行宇宙的可能樣貌；更運用自身專業，分析這些劃時代的演說使用了什麼技巧，做出哪些看似微小卻影響深遠的更動。
內容節錄
《歷史的草稿：那些差點成真的劃時代演說》
我們在瑟堡—阿弗赫（Cherbourg-Havre）地區的登陸行動未能拿下令人滿意的據點，我已撤回部隊。我決定在這個時機、這個地點發動攻擊，是根據可取得的最佳資訊。陸軍、空軍、海軍弟兄都展現了至高無上的勇氣，也已善盡職責。若這次嘗試帶來任何指責或過錯，全由我一人承擔。
到了作戰日二十週年之際，艾森豪重回諾曼第，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傳奇主播克朗凱（Walter Cronkite）專訪。
克朗凱站在當時使用的入侵地圖前問艾森豪，如果當年的入侵行動是以災難收場，他打算發表什麼樣的訊息？
艾森豪知道諾曼第地區有德國部隊部署，還裝了大量高射炮彈的防空炮臺。他知道有人會失去性命。他是這麼說的：「老天爺知道，那些弟兄對我有多重要。在戰爭中，你就是得做決定。我會以最低的代價去做有利於國家的事。不可能說沒有代價，因為你知道會有人喪命。」
不過他也對自己的計畫充滿信心。即使其他人認為應該經地中海進入歐陸，但他想採取的行動路線是諾曼第登陸。對這個想法的執著，似乎讓他比較能接受隨之而來的風險。
艾森豪受訪時，談及計畫萬一失敗時他想發表的談話：
打從一開始，我就對這個計畫負有部分責任。兩年前，我在參謀長任內提出這項行動的初始規畫。這兩年間我一直相信這件事會成功，我相信它能擊敗德國，所以我自認不僅是指揮官，還是一個努力讓所有人都相信這計畫有必要的人。我自認有一種特殊的責任。所以我寫了一份完全是假設我們會被擊敗的小講稿，但我沒有對外透露過，一定是有幕僚把這份講稿拿出來告訴別人。講稿上只寫著，登陸失敗的錯誤由我一人承擔，不是其他任何人的錯。我是那個做選擇的人（我知道除非天氣因素，計畫是不會失敗的），我是那個要為決定登陸負責的人，所有的錯誤都算在我頭上，就是這樣。如果這項行動真的失敗，你知道的—無論如何我都會被世人遺忘，所以不妨擔起全責。
艾森豪不記得他未發表的講稿是怎麼公開的，有一個傳說是他把那張紙條扔了，而一名幕僚將它搶救回來。真相其實更平淡無奇。根據艾森豪幕僚布徹的日記，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下午，也就是入侵行動開始一個多月後，「艾克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遞給我一張紙，上面有他潦草寫下的訊息。他說他是在皮夾裡發現這張紙。我看完後告訴他，我想把它放進我的日記裡。他勉強同意了，並說他每次兩棲作戰前都會寫一張類似的字條，但到最後都會悄悄撕毀。他說我如果把字條放在日記裡，可能會帶來噩運。我最後說服了他，讓他不再認為這是不祥之兆。」
如果布徹的敘述可信（既然是在登陸行動當時發生的，也沒有理由不可信），艾森豪似乎只是忘記了這件事。
這張字條被搶救下來後，發揮了兩個作用。
首先，它讓我們一窺另一種充滿戲劇性的歷史樣貌的初始篇章。在作戰日七十五週年時，英國廣播公司詢問了幾位歷史學家和軍事領袖，如果諾曼第登陸失敗，後來會怎麼樣。軍事歷史學家肖沃爾特（Dennis Showalter）認為，「推動跨海峽入侵的美國官員將苦惱萬分地進行重新評估。艾森豪幾乎一定會提出辭職，他的辭呈也幾乎一定會被接受。美國的小羅斯福總統可能會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的大選中連任失敗，因此政府可能更替。」
軍事歷史學家謝菲爾德（Gary Sheeld）則認為，蘇聯「可能獨力贏得戰爭，也許在一九四六年。
我想我們很可能看到鐵鎚鐮刀旗幟不只飄揚在波蘭和東德，也飄揚在西德、荷比盧三國和法國。丹納特爵士（Sir Richard Dannatt）將軍曾問道：「盟軍是否仍能讓德國無條件投降，還是會經由談判結束戰爭？那樣一來，今天的歐洲會是什麼樣貌？」這問題很讓人好奇，幸運的是，我們沒有答案。我們擁有的是那份幸好未曾發表的講稿。於是，我們不必根據這份講稿寫下另一版本恐怖史實的第一章，而是發揮它的第二個作用：讓我們從這段言語中，學習到何謂領袖風範與責任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