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長時間任職華文媒體的民間史家林博文，同時長期蒐集大量史料，潛心研究，並認定中華民國於中國歷史占有獨特的地位，它有兩個歷史現場，分別是在1949年以前的大陸與1949年以後的台灣。本書即是他深入剖析歷史長河的關鍵時點與風雲人物，兼及逸史逸事，讀來生動有趣，好似上了一堂學校沒有教的民國史。
文章節錄
口述歷史開路人唐德剛
以耀眼的文采、豐厚的學養和獨特的史識而蜚聲海內外的口述歷史大師唐德剛，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因腎衰竭病逝於舊金山附近的佛列蒙（Fremont），享年八十九歲。唐氏晚年曾數度中風，並罹患失智症（老年癡呆症），二○○九年則被診斷有腎臟病。自一九四八年留學美國、負笈哥倫比亞大學後，唐氏縱橫紐約學術界、文化界逾一甲子，二○○九年春天始不捨地告別他長住數十年的新澤西，西遷加州，以便鄰近建築師兒子唐光儀和電腦師女兒唐光佩。
唐德剛於一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安徽合肥，一生「徽音」不改。抗戰時代畢業於重慶中央大學（一九四三年），由於蔣介石曾一度兼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六○年代唐氏以留美學人身分訪台獲蔣召見時，曾風趣地當面對蔣說他畢業於中大，是「天子門生」，蔣聽了不覺莞爾。唐氏於一九五二年獲哥大碩士，一九五九年獲史學博士，博士論文為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年間的中美關係，一九六四年成書出版。唐氏曾任教哥大及主持該校中文圖書館並參與負責口述歷史計畫的中國部分。離開浸潤二十餘年的哥大後，唐氏執教於紐約市立大學系統下的市立學院近二十年，直至一九九一年榮休，其間曾任亞洲研究系系主任。唐德剛一生撰述不輟，風行兩岸三地的著作包括：《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顧維鈞回憶錄》、《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史學與紅學》、《毛澤東專政始末》等二十餘種。唐氏為人熱心、談吐幽默、交遊廣闊，一口濃重的合肥腔普通話，在海外華人文化界頗具「餘音繞樑」之效。一九九一年與海外華人業餘史學家共同創設「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以發揚口述歷史。據該會會長禤福煇透露，唐氏於西遷加州之前，響應華人圖書館專家馬大任（與唐氏同庚）所發起的「贈書中國計畫」，將一百二十四箱藏書贈送安徽大學。唐氏並將所有書信與手稿，交給口述史學會庋藏研究，而唐氏數十冊日記則由唐夫人吳昭文女士攜往加州。唐德剛於五○年代學胡適使用紅皮標準日記本寫日記，從一九五三年記到二○○七年，已積五十四本。在日漸凋零的老一輩中國留學生裡，才華洋溢的唐德剛是佼佼者。環顧海內外，於抗戰勝利至大陸變色期間出國深造的留學生，今仍健在的已寥若晨星。
與唐氏深交數十載而曾在八○年代中因論辯《紅樓夢》與唐氏打過短期激烈筆戰的文學大師夏志清，小唐德剛一歲。與唐德剛差不多同輩但不同行的老留學生，以楊振寧（一九二二年生）身體最好；比唐氏大三歲的史學大師何炳棣於二○一二年辭世。同輩周策縱（一九一六年生）、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劉廣京（一九二一年生，中研院院士）和徐中約（一九二三年生）四位史學家皆已作古。
唐德剛寫活了歷史
唐德剛就像許多早期留美學生一樣，中英文造詣皆深，而唐氏天生文采斐然，文章和專書都能享譽華人讀書界殆非偶然。唐氏打響知名度的著作可說是《胡適雜憶》和《李宗仁回憶錄》二書。《胡適雜憶》使唐德剛名震兩岸三地，而《李宗仁回憶錄》則奠定了唐德剛在口述歷史上的大師地位。
唐德剛說：「一九七二年秋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所設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國文人的口述歷史自傳，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營的美洲微縮膠片公司影印發行。其中關於胡適部分，原也是筆者二十年前襄贊胡適先生，斷斷續續地記錄、整理和編寫出來。」台灣《傳記文學》於一九七八年買到《胡適口述自傳》英文版翻譯權後，請求唐氏譯成中文。唐氏重睹二十年前的舊稿，乃「就本稿編撰始末和筆者個人由認識到襄贊胡先生的往還和工作的經過，做一簡短的交代」。幸好唐氏並未「做一簡短的交代」，而是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引人入勝而又辭豐意縱的《胡適雜憶》長文，連載於《傳記文學》。夏志清為成書出版的《胡適雜憶》寫序說：「《胡適雜憶》不止是篇回憶錄，它暢談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面。」夏氏又說：「同胡適一樣，唐德剛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詩詞寫得更好。《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白話文。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唐德剛說：「五○年代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底言談舉止，已非復當年。」胡適其時正「流亡」紐約，當一個苦悶、清閒的紐約客。唐德剛說：「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比較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的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唐德剛回憶說：「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並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裡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江冬秀女士）的菜燒得和她麻將技術一樣地精湛。」唐氏又說：「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唐氏感慨地說：「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曾在哥大任教數十年的夏志清說：「德剛這句沉痛的感慨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
胡適常說自己是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他寓居紐約那幾年卻幾近「窮愁潦倒」。唐德剛說：「他面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鬱結。他不只一次的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淒涼歎息之音。」當時流亡華府、與汪精衛政權決裂的高宗武擅長炒股票，曾幫胡適賺了一筆錢。而胡適接受哥大作口述歷史時，唐為他申請到三千美元一年，胡適感激不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