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藉由對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探討「邪惡」的本質。作者認為，犯下滔天大罪之人不見得是強盜殺人的犯罪者，也可能是生活平凡、與你我無異的人，藉著「執行職務」的包裝，卻可能釀成更巨大、而令人髮指的罪惡。
文章節錄
《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
第一章 正義的殿堂
「Beth Hamishpath」——「法官到」：法警大聲宣布三名法官進入法庭，在場所有的人都忙不迭起身肅立；這三名法官都沒有戴帽，他們身穿黑袍從法庭的側門走進來，坐在高台上最高階的位子。法官面前的長桌不久後將堆滿許多書本及逾一千五百份文件；長桌兩側各坐了一名法庭書記官。法官正下方坐的是通譯員，負責在場提供翻譯服務，以便被告或其辯護律師與法庭直接溝通；否則只懂德語的被告必須像其他旁聽的人一樣，透過無線電傳輸同步口譯來瞭解希伯來語的法庭審訊內容；但同步口譯的法語翻譯十分流利，英語翻譯馬馬虎虎，至於德語翻譯則是笑話一場，大多讓人聽得一頭霧水。（鑒於這場審判在各項技術面的安排均謹守公平原則，其中一個難解的小謎團便是在以色列這個新獨立國家裡，德裔人口的比重極高，卻找不到適合的人選替被告及其辯護律師將審判內容翻譯成他們唯一聽得懂的語言。過去以色列雖然對德裔尤太人明顯存有偏見，但如今這種情形早已不如以往強烈，因此並非造成上述謎團的原因。唯一的解釋就是更早以前即存在且至今影響仍十分深遠的「維他命P」，也就是以色列人所謂的政界與官僚的保護心態。）在通譯員的下方設置了兩個玻璃小包廂作為被告席與證人席；兩個包廂面對面，因此旁聽的人只能看到被告與證人的側臉。最後，坐在最下層的人則是背對著旁聽的人，分別是檢察官及其四位助理律師，以及被告的辯護律師；頭幾週內該律師還有一名助理隨行。
法官的言行舉止一點都不矯揉造作，步伐自然，精神抖擻而全神貫注。聆聽受害者的故事後，臉色也自然因為哀戚而凝重了起來。檢察官冗長的發言不斷拖延審訊過程時，他們也自然流露出不耐煩的神情。至於他們對辯護律師的態度，則是顯得過分禮遇，好像一直都知道「辯護律師塞萬提斯博士（Dr. Servatius）在陌生的沙場上孤軍奮戰」，他們對被告的態度則是完全無可非議，顯然就是三位誠實的好人，在這樣的場景下，從來不會忍不住而裝模作樣了起來。他們三位自小生長於德國，從不會假裝自己必須聆聽希伯來語的翻譯才能繼續訊問。庭長蘭道法官（Mosh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並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冷酷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幾個月之後，對被告進行交叉詢問時，他甚至帶頭和其他法官用母語德文和被告艾希曼（Adolf Eichmann）對話——不用說，這種做法顯然和當時以色列的輿論觀點背道而馳。
毫無疑問，蘭道法官從一開始便為本次審判定調，在檢察官戲劇化的演出下，他仍竭盡全力避免這場審判淪為一場表演秀。可惜結果不盡如人意，首先是因為，審判在台上進行，而台下設有觀眾席，每次開庭前法警高亢嘹亮的口令，更是產生揭開序幕的效果。當初規劃這座人民大會堂的人，腦海中必有一個劇場的藍圖，場內安排樂團與座位區，拱形舞台和前部裝置，還有兩側的門專供演員進退場（此時場內圍欄高架，庭外部署大批警力，戒備森嚴，前門外搭起檢查站，想入場觀看的群眾都要受到嚴格搜身）。以色列總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決定派人到阿根廷將艾希曼綁架回耶路撒冷的地方法院，就其在「尤太人問題的最終方案」所犯罪行受審，當時心裡盤算的審判秀顯然很適合在這間會堂進行。本古里安在審判全程扮演隱形舞台總監的角色，他雖未現身法庭，但可透過檢察總長霍斯納（Gideon Hausner）的聲音傳達意志，霍斯納代表以色列政府，徹底服從上級命令，真可說是鞠躬盡瘁。假使有任何不盡如人意之處，那也是因為主審法官對正義的堅持，跟霍斯納對以色列政府的忠誠度不相上下。為了伸張正義，被告應依法受起訴、為己辯護並接受審判，而其他看似很重要的問題，如「為什麼會發生大屠殺？」「怎麼能夠容許這種暴行發生？」「為何針對尤太人？」「為何是德國人發起這場屠殺？」「其他國家是否牽涉其中？」「同盟國應承擔多少共同責任？」「尤太領袖如何與納粹合作而讓尤太人自取滅亡？」「為什麼尤太人會像牲畜一般被宰殺？」等等，一律皆拋到九霄雲外。正義強調艾希曼的重要性，他是卡爾．阿道夫．艾希曼（Karl Adolf Eichmann）的兒子，此時正坐在防彈玻璃箱中，是個半禿的中年人，身高中等，體型瘦削，戴一副近視眼鏡，牙齒不太齊整，從頭到尾都伸長細瘦脖子，朝法官席觀望（完全沒有往旁聽席看過），大致來說，審判過程中他都能保持自制冷靜，但想必在踏進法庭前，緊張恐懼早就讓他嚇得齒牙顫抖。秉持正義審判的焦點，是艾希曼的所做所為，而不是尤太人的苦痛，不是德國人或全人類，甚至也不是反尤太主義或種族歧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