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的亞洲知識分子，面對西方帝國的侵逼，在痛恨的同時也體認到，必須向西方學習才能與敵人正面交鋒。他們試圖擺脫傳統框架，抑制西方國家對亞洲的支配、尋找重塑亞洲之路。潘卡吉．米什拉以大量史料及豐富故事，訴說中國的梁啟超、伊斯蘭的阿富汗尼，到印度的泰戈爾等，這些思想家的觀念如何成為改變的主要推手，如何喚醒亞洲並進而改變世界。
文章節錄
《從帝國廢墟中崛起：從梁啟超到泰戈爾，喚醒亞洲與改變世界》
第二章 哲馬魯丁．阿富汗尼的奇異旅程
自強之外：泛伊斯蘭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起源
一八七○年代晚期，阿富汗尼人還在埃及時，上書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陳述西方列強加諸穆斯林國家的羞辱所令他感到的心痛和憤慨：
思及伊斯蘭民族（milla）的處境，我就沒了耐性，來自各方的可怕想法和事物使我腦袋一片混沌。我像個日夜過度執迷於一事的人，從頭至尾都想著這件事，把改革方法和拯救這一民族當作我的宗教和咒語。
阿富汗尼請求奧圖曼蘇丹利用他身為哈里發的權力和威信，發起反西方的泛伊斯蘭陣線，表示願當他在印度、阿富汗、中亞的代表。他遭逐出埃及和自由主義理想在埃及的挫敗，似乎讓阿富汗尼相信必須另闢蹊徑。他仍會摸索不同的反抗方式，常試圖利用歐洲國家間的敵對來營造有利的形勢，但他會從此在數個穆斯林國家提倡民族主義，也會祭出泛伊斯蘭主義、聖戰之類有力主張來鼓動風潮，而他所提倡的民族主義，以宗教為基礎，不屬於民族性或世俗性的民族主義。
阿富汗尼從主張漸近改革、立憲，轉為強調必須建立能擊敗西方入侵的強有力伊斯蘭中心，而有如此轉變者不只他一人。十九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隨著穆斯林世界審思其面對西方的日益侵逼卻束手無策的處境，在穆斯林世界各地，思想主軸逐漸改變。顯而易見的，現代化未使奧圖曼人頂住異教徒的侵犯，反倒使他們更倚賴異教徒。現代化也未使埃及得以不致屈服於英國壓力，事實上，英國的全球化經濟已使埃及淪為乖乖聽話的附庸國。
這些在歐洲支持下進行的早期改革以失敗收場，催生出由地主、小實業家、傳統市集商人組成的新聯盟──滿懷怨恨的聯盟──創造出此前未見的地區認同感。這一失敗也促使許多穆斯林思想家擁抱從十九世紀歐洲諸國的較勁中誕生的民族主義思想。
法國大革命後的歐洲已清楚說明，不講人際關係而凌駕於較古老、狹隘認同、效忠觀念之上的國家建制，可如何將一國的公民統合為一個具韌性的單位。歐洲國家一個接一個採行這一模式，而這麼做有一部分是為了保護本國使免遭法國擴張野心毒害。日本已成為第一個嘗試將全體國民合為一體的亞洲國家。穆斯林思想家也愈來愈傾心於如下觀念：經有效率組織化的社會，能透過民族國家充分運用其積累的社會力──這樣的社會擋得住其他社會類似的全民動員。
亞洲各種社會的領導人都會面臨的大難題，乃是如何將多元的族群團結在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標之下。是否存在一個凌駕其他所有宗教認同、族群認同且為所有人抱持的埃及認同或土耳其認同？恐怕沒有，但眼下，消極民族主義──齊心反對外國侵略者──的精神，似乎就濟事。
此外，民族主義可與泛伊斯蘭主義輕易融而為一，甚至可補強泛伊斯蘭主義，如在阿富汗尼的思想中所見；這兩者間的矛盾要到二十世紀才會出現。強勢哈里發觀，在印度、印尼之類遙遠地方迅速壯大。那些地方的穆斯林自認受到歐洲人壓迫，渴求他們自身的普世文明。強勢哈里發觀受到某些人批評，例如親英教育家賽義德．艾哈邁德汗爵士。他聲稱「土耳其哈里發的統治權不及於我們。我們是印度的居民，英國政府的國民。」但這一哈里發觀極能打動人心。
一八七○年代期間，伊斯坦堡的統治階層終於注意到穆斯林日益升高的國際意識。青年奧圖曼黨員納米克．凱末爾，以諷刺口吻描述了奧圖曼民眾新近對新疆穆斯林的關注：「二十年前，喀什一地有穆斯林之事，無人知曉。如今，輿論希望我們和他們聯合。這一意向猶如無法抗拒的洪水，所過之處沒有東西擋得了它。」
奧圖曼人注意到遠處穆斯林的呼聲，原因之一出於他們自身吃過跨國團結的苦頭。奧圖曼人已見識到俄羅斯人在巴爾幹半島上鼓動的泛斯拉夫主義，見識到歐洲其他地方民族團結、宗教團結的勃興，且為此受到傷害。誠如納米克．凱末爾所指出的，「面對這種歐洲聯合，我們必須達成自己國家的政治聯合、軍事聯合。」面臨金融崩潰和軍事挫敗的雙重打擊，蘇丹阿卜杜勒哈米德非常樂於重振哈里發一職的聲威。改革已到盡頭；與歐洲價值觀的短暫邂逅已經結束。該換伊斯蘭上場，擔任最高的意識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