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張羽煮海的故事，作家朱天文形容侯孝賢導演拍電影，「像張羽煮海之癡執，一口鍋子一把火，他認為自己也可以把大海煮乾。」美國籍白睿文教授由「藉電影談人生，藉人生談電影」的視角，進入侯孝賢的電影世界，跨越國界與文化，帶領我們看見台灣的歷史與電影。
文章節錄
《煮海時光》
第四章 歷史台灣
白：《悲情城市》被某些電影評論視為有史以來最有力量的作品。由於它是第一部直接面對「二二八事件」的電影，一上映便相當轟動，堪稱台灣電影的里程碑，同時震動了台灣社會。隨著電影帶出的歷史、社會、政治意涵，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現象。是什麼啟發了您拍出《悲情城市》？
侯：新電影剛剛開始的時候，大部分的人都拍自己的成長背景、台灣經驗，表現在電影上，比小說晚了十年。《悲情城市》所談論的二二八事件，在台灣一直是個禁忌，所以更晚，1989年，又晚了十年。隨著蔣經國去世，解除戒嚴，時代變了，空間打開了，用電影討論這個主題成為可能。
即使在解嚴之前，我也聽說很多過去的故事，看了很多跟政治相關的小說，比如說陳映真。這引發了我的興趣去找白色恐怖、二二八事件的資料。這是個時機，我本來不是拍二二八，是拍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下一代人的生活，他們活在事件的陰影之下。後來正好解嚴，我感覺這時來拍是一個時機。
白：您提到說很想拍陳映真的《山路》，那麼既然解嚴了，後來為什麼不拍，而改去拍《悲情城市》？
侯：因為《悲情城市》前面有一個劇本計劃，好像是《戀戀風塵》之後。那時候《悲情城市》是另一個故事，找香港「嘉禾」投資。找的演員是周潤發和楊麗花，一個香港天王，一個台灣天后，兩人碰撞會產生什麼化學變化。
（當時設定）楊麗花演的是基隆酒家的大姊頭，就是後來《悲情城市》裡的大哥的女兒阿雪。1949年的基隆港，火車、煤煙、下雨、逃難來的人潮。周潤發從香港來，要找一個失踪人口。為了建立楊麗花這個人物，追蹤、上溯到她的父母親，因而弄出來的家族樹譜，就是後來《悲情城市》裡的阿公、梁朝偉他們。
後來要拍《尼羅河女兒》，就先拍了，拍完就解嚴啦。這時候邱復生他去歐洲，知道我的狀況，然後（加上）陳國富，我們就組一個「電影合作社」──但「合作社」這個名詞不能取，因為它是公共的名詞，不能當公司名字，就顛倒過來叫「合作社電影」──反正就是陳國富主導，我啦，楊德昌、陳國富、吳念真、詹宏志啦，差不多這幾個人。
白：您為什麼在電影中選擇以一個幫派家庭、流氓家庭的角度，來述說這個故事？
侯：這樣的家庭，作為台灣社會結構的一部分，其實很早。我們不應該把它叫作「黑社會」，他們就是民間、地方上的勢力，是有錢人、仕紳。他們的基本功能是解決地方問題，相對保守。當時的社會就是這樣，叫作「山頭勢力」或「派系」，到現在地方選舉也還是這樣在運作。
有了這個結構，還有像李天祿這樣的角色，我再組合成為一個家庭。總之，戰爭中的家庭裡總是會發生一些變化。
白：那麼林家有一個原型的模式嗎？還是都是編的。
侯：沒有，那時候還有《幌馬車之歌》（1991），藍博洲的；（發表在）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就是鍾浩東、蔣碧玉的故事，我就用這背景。（設定）辛樹芬是護士，因為以前醫學思想比較開通，大概是這種。
很多這樣的訊息我就開始拼，這家族完全是虛構的，有誰有誰，就拼。爸爸就是李天祿嘍。本來要找柯俊雄演大哥的，柯俊雄比較麻煩，我就用陳松勇；基本上他不用特別做一些激烈的表情，因為他本身是有那個樣子，他是練武的，他爸爸是武師，他從小跟這邊的地頭大哥是兄弟，所以他有刺青，正好。
他臉皮又厚又會說話，我每次都用試戲──叫他試喝茶、點菸，我跟他說我要知道你的節奏跟快慢，他就開始試戲──其實他試戲的時侯我已經拍好我要的鏡頭，但是不能跟演員說這樣就OK了，還要正式來一次。起先會開一下機器，後來乾脆不開了拍假的，不然他一演喔，演得很怪很誇張；所以說他得影帝不知道是怎麼得的，他自己都不知道。
白：《悲情城市》裡的「城市」，指的是事件首先發生的台北嗎？還是場景所架設的九份？
侯：都不是，「悲情城市」其實是講台灣的意思。這原本是一首台語老歌，也是另外一部台語片的片名，就叫作《悲情城市》 。不過它跟政治完全沒關係，是一部愛情片。
白：拍攝期間，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侯：困難就是所有東西都要做，因為沒有。那時代（的東西）已經毀掉了。你看那個金瓜石的礦工醫院，是一個廢棄的醫院，我們要把它整理得乾乾淨淨的；因為現場收音太空，所以還要掛黑布在上面。
那麼多臨時演員什麼的，都是找當地的人，當地的人走那路很習慣嘛。然後我看到葬禮儀隊叭叭叭（經過），就請他們吹奏著經過醫院門口，拍一下這樣。
礦工醫院，礦工的福利社當作梁朝偉的照相館，都要布置，都荒的嘛。福利社前面是理髮店，後面住家接到北投那邊，土地銀行宿舍的日式房子。全片的景都是這樣接來接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