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認同在台灣是一個容易令人激動的議題。兩岸分治後，跟隨國民黨的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所謂外省人，往往在本土意識極右派的政治意識形態中，被歸類為「統派」，不過，新書《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彙整9位所謂外省第2代人士寫的文章，卻告訴讀者，所謂外省人的國家認同，實際上沒有單一的答案。
書中有些文章是作者從其博碩士論文加以改寫或重寫，讓一般人更容易閱讀，卻又維持學術研究的嚴謹，探討外省第2代的國家認同有什麼社會與歷史條件，過去為什麼會有單一刻板印象。包括眷村外省人產生的國家與認同問題，與其職業分佈、階層流動現象，也是探討台灣轉型過程不能忽略的領域。
探討結果相當有趣的是，外省第2代的國家認同不能以單一答案簡單作定論，陳信傑所寫「外省精英在民進黨創黨中的貢獻」一篇，就可提供相當多的資訊與分析。全書各篇的探討也顯示，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的認同都是複雜不單一，須要多元分析，以相互包容態度去了解與相處。
政府1949年遷台至今已逾60年，所謂外省第2代已是台灣人，但在台灣內部的政治動員上又不被這樣認為。因此，這本書提供一般人了解所謂外省族群在台灣的成長背景與認同觀念如何產生，也足供中國政府與人民了解台灣外省第2代的思想與看法。
文章節錄
蚊子的悲哀：一個「另類」外省二代的心路歷程
鄭凱中
緣起
侯孝賢導演的電影《悲情城市》中，描述二二八事件之後的白色恐怖時期，一位在山中打游擊、準備和高壓統治的政府對抗、視死如歸的台共成員，透過筆談託失聰的主角林文清（梁朝偉飾）轉交給家人、同志一段遺言：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旡想旡念。
筆者在觀看之時，覺得「國家」作為一個心靈歸屬，甚至是捨身奉獻的對象，對於當時的志士仁人而言，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這樣的理所當然，看在生長在自由民主時代的「新新人類」，甚至是現在的「網路Ｅ世代」眼中，為了「國家」這種東西犧牲性命，是件匪夷所思的事，他們一定會認為，這傢伙的所做所為不是「太瞎」就是「愛耍酷」。
以筆者在國中執教多年的經驗，如果這些「網路Ｅ世代」的年輕朋友們，認識我的大學老師傅正，以及後來筆者在寫碩士論文時所接觸的一些「外獨會」成員，不知會不會對這些人的國家認同和所謂的「省籍族群」感到好奇和興趣？或許在年輕世代眼中，這些問題壓根都不是什麼頂重要的事，至少不會比「如何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獲得更多的財富？」來得要緊。但身為一個族群政治的觀察者，以及外省二代的國家認同和族群想像的研究者，吾人還是願意用時間和精力，來對這些問題做一些探索和思考，畢竟這是一個值得關懷的議題。
這篇文章，先從筆者大學時代的導師傅正談起，由於傅老師治學處事相當嚴謹，素有「民進黨的太史公」之稱。在傅老師晚年病危時，我在機緣湊巧下結識林尤超，也就是本文的第一主角。為了和林尤超這個特殊案例做對照，筆者也納入在寫碩士論文時接觸到的主張台獨的外省二代，他們如何和父執輩的大中國思想背道而馳，轉而支持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對其心路歷程和認同轉折，本文做了一番剖析和探討。
傅老師傳授的民主理念
大學四年中，影響筆者最深刻的是傅正老師。剛開始上他的課，還不知他響噹噹的來頭，只知他的口音極重，上課得用力聽才聽得懂他要說什麼。不過印象最深的是老師第一堂課寫在黑板上的：「自由思考，獨立判斷」八個大字。這對我後來追求學問和做人處事影響頗大。
傅正，字中梅，是台灣史上唯一跨兩次組黨運動（中國民主黨及民主進步黨）的人。他早年因為對日抗戰而加入青年軍，一九五○年來台之後，加入蔣經國所主持的「政工幫」，在小蔣所領導的復興崗「政工大本營」—政工幹校，負責訓練幹部，做了「政工的政工」。但當他看清蔣家父子的反民主路線跟自己不同以後，毅然公開向蔣經國挑戰，下決心唾棄政工幫。一九五八年四月，傅正接任雷震先生所主持的雜誌—《自由中國》的主編。此後積極反對蔣介石三次連任，並進一步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的事務。在一九六○年九月四日，隨同雷震一同被捕，被判連續兩次「感化」，共拘禁六年三個月又十七天。出獄之後，傅正先後進入世界新專（世新大學前身）及東吳大學任教，成為一個傳播民主理念的老師。一九七九年雷震過世後，傅正自覺承擔了實現民主的責任，於是重新投入反對運動。一九八六年七月，由他出面邀約成立了「祕密建黨」十人小組，隨即著手草擬黨綱。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在圓山飯店正式成立。隔日，傅正提醒同志們抱著「人可以被抓，黨不可以毀」的決心，預備了三波人選，準備應付國民黨的抓人舉動。這一次組黨行動，終於突破了國民黨的黨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