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衷東亞歷史文化與電影的日本作家野島剛，在看過一百多部台灣本土國片後，透過電影觀察台灣社會，以跨文化的比較性視角切入，描繪近年來隨著時代演進，台灣電影裡所呈現出的新文化面向。並收錄侯孝賢、魏德聖、齊柏林、鈕承澤、蔡明亮、陳懷恩、陳玉勳、九把刀、李烈九位台灣電影導演、製片人專訪紀錄。
文章節錄
《銀幕上的新台灣：新世紀台灣電影中的台灣新形象》
電影裡的台日關係
過去，台灣曾經處於日本統治之下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近年，關於這一段歷史該如何稱呼，要怎麼表示，在台灣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具體而言，「日據」是強調日本統治的「違法性」和「非法占領」；而「日治」是著重在「日本統治」的歷史事實，屬於中立陳述的用法。然而，學校的教科書裡該採用哪一種稱呼，在社會輿論之間成為一大議題。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爭論呢？因為當台灣人思考該如何詮釋歷史時，究竟要將台灣史看成中國史的一部分？還是強調台灣有自己的歷史？這兩個不同的歷史觀攸關著日本在台灣的定位問題。
原本在學校教科書和公文書上，「日據」和「日治」兩種說法都被使用，但是到了二○一三年，由現在的馬英九總統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通過決議，在中央和地方機關的公文書上統一使用「日據」。在教科書的部分，則基於尊重執筆者的立場，同時接受這兩種說法併用。
然而，「日據」一詞無疑是反映了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歷史觀，換言之就是把台灣視為中國史的一部分，強調透過抗日勝利，從日本手中解放了台灣。相反地，以台灣為主體的「本土派」立場而言，從荷蘭、清朝、日本和戰後撤退來台的國民黨，都是屬於外來政權。在野的民進黨內部也以本土派為主流，若是換成民進黨執政的話，可能不會出現「日據」這個字眼。
對於台灣人是選擇了「日據」還是「日治」，我抱持尊重的態度。只是，這樣的爭論容易把問題簡化為非善即惡的二分法，在解讀日本統治台灣的歷史上，往往形成了意識形態的對立。但是，歷史本身並不單純。例如，明治政府在維新政策上成功了，並不代表就是「善」；把政權交出來的江戶幕府，也不見得是「惡」，在那個時代，芸芸眾生都是為了生活在努力，為了理想在奮鬥。以結果論來說，雖然有勝者和敗者之分，但是實際上，只有是否搭上了這波歷史潮流的區別而已。
不管是在台灣或是在日本，包括了世界各國，其實歷史的真相除了善與惡之外，還存在著更多的灰色地帶。只是一味地以善惡來論斷的話，這是政治的手段。然而，抗拒這樣二分法，則是文化的使命。
現在，像「日台關係」這樣容易引起政治對立的爭議話題，在台灣有位導演以這個為題材陸續拍攝了幾部電影，同時也獲得相當亮眼的票房成績，那就是魏德聖。
魏德聖的作品往往引起台灣社會的廣泛迴響，雖然正面評價居大多數，但是也出現過嚴厲的批判，也就是「《KANO》媚日論」。
魏德聖在很多場合極力反駁這類「媚日論」批判，他在一場對談中和另一位同為新生代導演的鈕承澤一起出席，被主持人問到「媚日論」、「賣台論」的問題時，他忿忿不平地說道：「我希望那些批判我的人能夠把電影看完再說……如果講清代的故事就變成中國的（史觀），講國民黨的故事就變成是大中國的想法，我講日據時期的故事就變成日本人的想法（史觀），那下一部片如果我真的講到荷蘭的話，那我不是『親荷又媚中』了嗎？……現在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台灣的人沒有存在感，沒有自信心。要讓自己有存在感，有自信心，就是有歷史觀。我們在做的工作是在傳遞一種歷史觀，從歷史觀裡面你來重新認識自己，重新了解自己，然後你會產生存在感，那種想要重新創造價值的一種力量就會開始出現……」
他補充說道：「我拍的是日本人在台灣的台灣史，不是日本人在台灣的日本史……不要質疑我們的動機，我們今天如果要賣台，沒有那麼容易，我們只是一個小小的導演，我賣不了，我沒有那麼大的本錢可以賣台……」
魏德聖在這場對談中還提到，他在電影裡描寫的主題就是衝突而已。那個時代，在二十世紀前半，台灣有日本人、漢人和原住民等族群，多元的文化匯流在一起，日本人帶入的西洋文化也在台灣生根，隨處可見文化的衝突，這是故事題材的寶庫，他只是從中挑出三個族群拍成電影而已。
台灣紀錄片的實力
一部出色的紀錄片須要具備什麼條件呢？就我個人的看法而言，就是「矛盾」。若是缺乏社會的矛盾、政治的矛盾，或是經濟的矛盾，紀錄片是無法成立的。「矛盾」本身充滿了多種意涵，其中也包括了不幸的成分，通常很少看到純粹談論幸福的紀錄片，而我所在的新聞媒體領域，性質上也和紀錄片比較相近。
在日本，現在能夠孕育出紀錄片的「現場」並不多，並不是完全沒有，只是在根本結構的問題方面，尚未解決的矛盾已經大幅減少，即使存在著矛盾，也幾乎被討論的差不多了，很難成為新的討論話題，或吸引大眾的關心。成功的紀錄片需要製造一些衝擊，雖然日本現在的紀錄片中也有引人關注的作品，但是要拍出嶄新題材、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紀錄片是愈來愈困難。
反觀台灣，對於拍攝紀錄片的人來說，這裡可是天堂。台灣充滿了矛盾，換言之就是題材相當豐富，台灣電影的一大特色就是每年都會推出幾部紀錄片（譯注：這裡所說的是曾經排上院線放映的長片），而且在票房表現上絲毫不輸給娛樂電影。這一點和日本大不相同，日本雖然有紀錄片的評審制度，但是以現實面來看，往往和票房成績有很大的差距。
華人圈的人氣作家龍應台，在二○一四年接受我的訪問，那時她正好擔任文化部長一職，當時談論到她對紀錄片的願景，她期許台灣能夠成為「亞洲或華人圈拍攝紀錄片的基地」，試圖強化紀錄片產業。
實際上，台灣有很多紀錄片兼顧了問題意識和娛樂性質，觀眾也不會因為是紀錄片就不到電影院捧場，他們並沒有這樣的想法，反而是很樂意自掏腰包去觀賞，在這一次國片熱潮裡，當然也包括了來勢洶洶的紀錄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