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超英是戰後台日關係的傳奇人物，曾任職於紐約新聞處與東京新聞處，長年擔任駐日代表處新聞組長。戰前居於台北市宮前町九十番地，祖父靠礦業成鉅富，父親是日本時代聞人張月澄先生一代，在日本讀書時坐自家黑頭車，請有祕書，學生有此排場，到花了大把的錢抗日。到張超英這一代，年輕時代享盡榮華富貴的生活…作家李昂為本書作了作家註解：「這本書記載的，不只是張家的家族史，毋寧也是台灣的一頁近代史！…讀者不妨從書中，體會一下那個過去的時代，台灣人的風華。」
文章節錄
《宮前町九十番地（十週年紀念版）》
17. 絕不勉強說台灣是民主國家
進新聞局不久，國際處聯絡室主任虞為注意到我這個人打字很快，日英語流利，聯絡室缺乏人才，就把我借調去當聯絡官。
早年，新聞局和外交部在對外工作分工明確，凡是有邦交國的人員來訪，歸外交部，無邦交國則歸新聞局。
一九六○年代，國際的大局勢基本上是中美同盟共同對抗共產世界。實際合作的關係落實到新聞局國際處的層次，就是美國中情局給台灣國際宣傳的經費，以「自由中國」為主軸，向國際極力宣揚台灣的「自由」與「民主」。
國際宣傳工作中，台灣為了鞏固聯合國席次，對新興國家數目最多的非洲特別使力。有一次，非洲迦納的國家廣播公司總裁安喬洛來台灣訪問。他畢業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可能因為在美國生活過，對黑人被歧視的處境深有體會，對於什麼是正義不正義、什麼是種族歧視，有很多個人的哲學。和他接觸令我印象深刻，也讓我覺得，千萬不要輕視非洲國家，非洲也有很多聰明人。
接待外國記者採訪也是聯絡室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工作不易。例如有一次，外國記者來，指名要採訪非國民黨的省議員「郭大砲」郭國基，我們馬上請示要不要帶外國記者去，或者准不准拍攝畫面。那時正當選舉，郭國基立刻對外宣傳說，美國記者要去採訪他。警備總部馬上打電話來罵新聞局說：「我們警總拚命要擋住他，你們新聞局怎麼捧他場！」就是因為這類「熱線電話」，在下面做事非常難為，弄不好被扣「通匪」罪名不是沒有可能，至少也會被列入思想有問題的名單。保命之道就只好層層往上請示。
一九五○、六○年代的新聞局，我們的「上面」依理應該是局長沈錡，但他還兼中央黨部第三組（文工會前身）主任，新聞局的事他不大管，多委由主任祕書龔弘掌握決定。沈錡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每天接蔣介石老總統下山，在車上念報紙給他聽。所以，唯一的副局長朱新民主管對外公關及聯絡室的運作，是我們國際宣傳工作的第一個「上面」。
但上面還有上面，在朱新民之上，還有前《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聖。當時，這類有觸犯政治禁忌之疑的事情，最後裁定人就是陶希聖。陶希聖為蔣介石所著的《蘇俄在中國》背後執筆，深受蔣的信賴。
有一回，新聞局安排外國記者去警總採訪。外國記者問警總，為什麼逮捕某某人。警總的官員竟然回答，抓人是日常便飯的事。真把新聞局氣瘋了。新聞局拚命在做「自由民主」的國際宣傳，警總卻自己說了一句「良心話」來壞事。
不過，由此可見，處在台灣政治專制的時代，負責國際宣傳業務，分外辛苦。來訪的新聞記者，甚至有旅行雜誌記者常常會問我，國民政府的政治如何，我的回答往往會變成那位記者文章的一部份，這使我陷入兩難。但我又想，台灣明明獨裁統治，卻要自稱Free China。來訪記者不是傻瓜，硬生生要為政府粉飾，更增添他對台灣的嫌惡。於是我想出一個辦法，坦誠告訴他們，我有兩個立場。我絕不勉強說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我會說明，中華民國雖是獨裁國家，但這是過渡時期，沒有辦法。我們會一步一步改進，希望有一天成為民主國家。這樣一來，外國記者不會看不起我，也願意和我交往，結成朋友。
一九六○年，日本自民黨幹事長川島正次郎先生來台灣訪問，《讀賣》、《每日新聞》和NHK的記者跟隨來採訪。我單獨和日本記者一起時，我的日文程度叫他們驚訝，他們發現我是本省籍台灣人，且受過日本教育後，私下問我：「我們覺得台灣問題很多，你是我們少見的台灣人，到底情況怎麼樣﹖」我的回答公式只能是：「台灣地處偏僻，日本政府只以此為殖民地。中國政府來，代表中華文化重心的故宮移來台灣，中國很多學者菁英也跟著移來台灣，台灣從地方躍為中央，由這些方面看，對台灣不是壞處。當然，國民政府有許多不公平的政策。但是，到底要給國民黨政府長一點時間解決或馬上解決，畢竟每個人看法不一。」
比較起來，待在新聞局國內處比在國際處工作輕鬆多了，他們只需應付自己人。早期，國內處打一通電話給報社，指某條新聞不能發表，報社就不敢發表。而且這種電話還不需勞駕到處長。第一處（即後來的國內處）當時有位科員叫朱正明，每週各部會首長輪流到新聞局開記者會，都由朱正明和各報記者聯絡。記者可發新聞與否，全由這位科員心證決定與指揮下令，今天看來，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