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測能力小至可以改變個人或團隊的命運，大至足以影響世界局勢。本書作者長期研究預測力，提倡關於預測的精準度應該更講究數據實證。同時也揭示了「預測」不是超能力，任何人都可以透過練習自我提升。我們對未來的預測能有多準？要回答這個問題，沒有比閱讀這本書更好的辦法了。
文章節錄
《超級預測：洞悉思考的藝術與科學，在不確定的世界預見未來優勢》
在情報圈裡，薛曼．肯特是一個傳奇。擁有歷史學博士學位的他，在1941年離開耶魯大學（Yale）的教職，加入新成立的情報協調中心（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COI）。其後COI改為「戰略情報局」，再更名為「中央情報局」（CentralIntelligence Agency，CIA）。到了肯特1967 年從中央情報局退休時，他已深深型塑了美國情報體系所謂情報分析的做法──將間諜與監視蒐集來的情報，加以有條理地檢視，以理出它的意義以及接下來的發展。
肯特的工作，關鍵字是評估。正如肯特所寫：「評估，是你在不知道時所做的事。」也正如肯特一而再、再而三強調的，我們從來不曾真正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因此，預測的重點就在評估某件事發生的可能性，這是肯特和他的同事，多年來在美國國家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所做的事──這是一個默默無聞但影響力極為強大的局處，工作是利用所有中情局獲得的情報，加以綜合並作出一切有助美國政府高層官員決定下一步行動的預測。肯特和他的同事完全稱不上完美，最狼狽的一次是，他們出版的一份1962年的評估報告，認為蘇聯不會蠢到在古巴部署攻擊性飛彈，而事實上，他們已經完成了。但大體而言，他們的評估評價都很好，因為肯特對分析的精確度採取高標準。在草擬國家情報評估報告時，風險是很高的。每個字都很關鍵。肯特對每個字都仔細斟酌。但就連肯特的專業也無法阻止混亂不明滲入。
在1940年代末期，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共黨政府脫離了蘇聯，引發蘇聯會入侵的恐慌。1951年3月，美國國家情報評估報告（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NIE）29-51號出版。「雖然無法確定克里姆林宮可能會採取哪一種行動，」報告總結道：「我們相信，（東歐）軍事與宣傳準備的程度，顯示在1951年進攻南斯拉夫，應該被視為可能性極高。」以大部分的標準來看，那是清楚、有意義的語言。當評估報告出版並被政府中的所有高層官員讀過後，沒有人有其他聯想。但是，幾天之後，肯特和一位國務院的資深官員聊天時，對方不經意地問道：「對了，你們的人所說的『可能性極高』是什麼意思？你們心裡想的可能性是多少？」肯特說，他很悲觀，他覺得支持攻擊的可能性大約是65 比35。那名官員嚇了一跳，他和他的同事認為「可能性極高」，代表要低得多的機率。
心緒不寧的肯特回到他的團隊。他們全都同意在評估報告中使用「可能性極高」，因此，肯特一個個輪流問他們，覺得這個詞的意思是什麼。有個分析師說，它表示機率大約是80 比20，或是說，入侵的可能是不入侵的四倍。另一個認為，它代表機率是20 比80──剛好相反。其他人的答案分布在這兩個極端值中間。肯特大為震驚。一個看起來提供了有用訊息的詞，卻是如此含糊，幾乎毫無價值。或者，也許比沒有價值還糟，因為它造成了危險的誤解。那麼，他們完成的所有其他報告呢？他們是否「一直看起來好像在五個月的評估判斷工作上一致同意，但根本一點也沒有達到真正一致呢？」
肯特的煩惱是對的。1961 年，當中情局計畫讓一小群古巴（Cuba） 流亡人士登陸豬玀灣（Bay of Pigs）， 以推翻卡斯楚（Castro）政權時，甘迺迪總統（John F. Kennedy）轉向軍方，要求一份公正的評估報告。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斷定，這個計畫「相當有機會」成功。寫下「相當有機會」的人，後來說，他心中想的失敗機率是三比一。但甘迺迪從未被清楚告知「相當有機會」代表的意思，因此，很合理地，他認為它是一份樂觀得多的評估。當然，我們無法確定，如果參謀首長們說：「我們覺得，進攻失敗的機率是三比一。」甘迺迪就會取消行動，但一定會讓他對於批准結果是一場十足災難的行動，更認真考慮。
薛曼．肯特建議了一個解決之道。首先，「有可能的」一詞應該保留給重要事項，是分析師必須作出判斷，但無法決定任何令人滿意的或然率時所用。因此，某件「有可能的」事情，其可能性範圍從幾乎是0 到幾乎是100。當然，那樣沒有幫助，因此，分析師應該只要可能，就將他們的評估範圍縮小。同時，為了避免混淆，他們所使用的字詞，應該要定出數字的含義，肯特以下列來說明這一點：
100%：確定
93%（最多相差約6%）：幾乎確定
75%（最多相差約12%）：很可能
50%（最多相差約10%）：機率均等
30%（最多相差約10%）：可能不會
7%（最多相差約5%）：幾乎確定不會
0%：不可能
因此，如果國家情報評估報告說，某件事「很可能」，那表示它會發生的機率是63%到87%。肯特的設計很簡單──而且，它大幅降低了混淆不明的機會。
但它從來沒被採用。人們喜歡原則清晰而明確，但當說到要作出清晰而明確的預測時，他們對數字就沒那麼熱衷了。有些人說，那樣感覺不自然或彆扭，當你一輩子都在用模糊的語言時，的確是這樣，但那是個反對改變的薄弱理由。其他人表達了美感上的排斥。他們認為，語言有它的詩意，而談論明確的數字機率是俗不可耐的，那讓你聽起來好像組頭。肯特不為所動。「我寧願當個組頭，也不要是個該死的詩人，」是他赫赫有名的回覆。
一個更重要的反對理由──當時和現在皆然──是以數字來表示預估的或然率，可能暗示讀者，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而不是主觀的判斷。那有危險。但答案不是揚棄數字，而是告知讀者，數字就像文字一樣，只是表達預估—意見—就這樣而已。同樣地，可能有人會爭辯道，數字隱含的明確性說的是：「預測者明確地知道，這個數字是對的。」但那不是本意，也不應該這樣推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