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美國的作家安東尼‧馬拉,繞了地球一大圈,將小說背景設定在俄羅斯和車臣─一個失落的國度,在蘇維埃恐怖肅清的政治氛圍下,有一群肯定生活卻也被生活壓迫的小人物們,他們的愛、家庭、夢想,不可抗拒的被剝奪、粉碎。作者用一幅畫、一張照片、一卷錄音帶……散落在全書九個篇章,跨越八十年時空流轉,串起故事主角們的愛與遺憾。這些物件試圖抵抗歲月消磨我們的記憶,為悲慘世代的人們留下存活過的證據。
文章節錄
《我們一無所有》
花豹
列寧格勒,一九三七年
我向來以畫家自居,其次才是審查員。
兩年前,當我拖著沉重的步伐走向一處共居住宅區,我必須提醒自己謹記這一點。我爬上我那寡婦弟媳和她四歲兒子居住的三樓公寓,她開門,眉頭一皺,稍感訝異。她沒想到我會來訪。我們從未見過面。
「我是羅曼‧奧西波維奇‧馬爾金,」我說。「妳丈夫沃斯卡的哥哥。」
她點點頭,一隻手摸摸身上那件灰裙的破舊摺邊,站在一旁讓我進門。就算我提到沃斯卡令她震懾,她依然不動聲色,隱藏得相當好。她穿了一件鑲了紅棕色鈕釦的金黃色襯衫,髮梳梳過她潮濕的黑髮留下一道道溝痕,看起來好像有人用炭筆畫上。
一個男孩懶懶地窩在凹陷的椅墊上。我猜他八成是我的侄子。為了他著想,我還真希望他長得像他媽媽。
「我不知道我弟弟跟妳說了什麼,」我先開口,「我在『黨部宣傳動員局』上班。妳了解這份工作嗎?」
「不了解,」男孩說。這個可憐的孩子遺傳了他爸爸的額頭,凸聳的前額好像一頂帽子,遮蓋了未來的相貌。
我跟他媽媽說:「妳丈夫真的沒提過我?」
「他的確提過家鄉有個呆頭呆腦的哥哥,」她說,語調變得稍微愉快。「他沒提到你頭髮愈來愈少。」
「其實不像看起來那麼糟,」我說。
「你不妨直說你為什麼上門。」
「我每天看到叛國者、破壞份子、反動份子、反革命者、人民公敵的照片,過去十年,每天所見有限,最近幾個月,卻逐漸增加。以前每月只收到一份薄薄的檔案,現在每天早上都收到一大疊,再過不久恐怕會收到一整盒,甚至好幾盒。」
「你不是來此聊你的工作吧?」
「我來此是為了最後一次幫我弟弟效勞。」
「效什麼勞?」她問。
我胸口一緊,雙手插進口袋。我覺得自己的手好大,幾乎插不進口袋。我直說,但是話一出口,感覺真的非常糟糕。「我要確定他的不幸不會變成我們家族的印記。」
她依照我的要求,把手邊每一張沃斯卡的照片全收在一起。總共九張。一張結婚照。一張在鄉間度假。一張是他們搬到市區那天,兩人頭一次作為列寧格勒的市民。一張是沃斯卡小時候。她在長沙發椅上坐下,最後一次把照片逐一拿給男孩看,然後帶著照片走進臥房。
她把照片排列在桌上,她的臥房空蕩,幾乎只看到地板,床鋪大到足以容納三人,毯子整整齊齊地拉好,蓋住幾個軟趴趴的枕頭。如今她肯定只跟她兒子一起睡。
我把一盧布銅板推過桌面,象徵共產主義的鐮刀和鐵鎚那一面朝上。
「我要銅板做什麼?」
我朝著照片點點頭。「妳知道該怎麼辦。」
她搖搖頭,猛然揮動手臂,一團微小的塵埃頓時飄向空中,畫出一道圓弧,銅板也被她甩到地上。
她仍愛著我弟弟嗎?想來難以置信。他已因宗教激進主義受到公正的司法裁決,也已接受應得的懲處。只有散布「天堂之門等著為我們敞開」這套囈語的瘋子,毒化他人思想,才會接受這種懲處。天堂只可能存在於世間,說不定只靠我們籌建。人們不該欣羨這名女子盲目深愛一個不值得她深愛的男人。絕對不可。
她的手掌壓住照片,手肘大張,守護一張張照片,好像一個餓得要命的人直覺地緊緊守護僅存的少許食糧。我這麼說或許真確,畢竟腸胃不是人體唯一有所渴求的器官。
「你走吧,」她說,聲音之中帶著嘶啞。她低頭瞪視雙手的手背。「不要打擾我們。」
我大可轉身走出去,關上大門,將這事置之身後。但是某種思緒讓我的腳後跟緊緊固著在地板上。即使家庭觀念已經像是馬匹和馬車一樣急急消失於歷史之中,沒有妻小的我,依然想要有個跟我留著相同血液的人,活著見證那個我們眾志成城、創建而出的天堂。我希望那個坐在長沙發椅上的小傢伙長大成人,成為締造共產主義的活躍份子,快快樂樂地老去,挺著圓滾滾的肚子回顧一生。我希望他了解他爸爸之死造就了周遭這個公正的社會,這樣一來,他就會感念多年之前一個寒冷的冬天早晨,他那位僅有一面之緣的伯伯為他上了一課。
這麼想真是愚蠢。我清楚得很。
我抓住她的手腕,把銅板塞進她的手指之間。
「我不是過來傷害妳,」我告訴她。「而是為了保護妳、讓妳不受傷害。妳丈夫跟人民做對。如果祕密警察上門搜索,發現這些照片,妳覺得結果會如何?我必須說得更明白嗎?」
不管先前何種情緒赤裸裸地橫陳桌上,她已將之藏納心中。我放手之時,她依然緊握銅板。那枚銅板可以用來購買一個鮮肉餅、一本素描簿、一條糖果、一塊肥皂;你若將它塞入另一人的掌心,它可以為枯燥的一天帶來些許歡樂,但是銅板無法選擇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