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是創建中華民國的國父，中共認同的革命先行者，他在華人眼裡是有遠見的先知，是政治家而非政客。不過，法國漢學家白吉爾寫的《孫逸仙》，觀點和我們過去認知的孫中山有很大差別，與西方漢學界醜化孫中山的基本論調相比，又顯得比較折中，在研究孫中山的中西兩極論辯中，值得一看。
白吉爾是法國巴黎大學榮譽教授，專長中國現代化研究，為讓法國人認識孫中山而寫成《孫逸仙》。西方漢學界認為孫中山的成就是後人創的神話，這本書中的孫逸仙也不偉大，是昏庸政客、機會主義者，但有跨界溝通的長處，使他得以奔走革命，但辛亥革命與同盟會關係並不密切，所以，他的革命也沒有太了不起的成就。
書中分析認為，孫中山在中國邊緣情境的廣東長大，面對西風東漸，使他有跨文化的背景，形塑他與中國傳統典型知識分子大不相同的個性與作風。在新知識分子尚未崛起時，孫逸仙正好符合當時中國的需求，是這樣的機會使他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對於長期認為孫中山什麼都對的華人來說，白吉爾觀點是很好的刺激，尤其中華民國在台灣即將慶祝建國百年時，了解1900到1912年的中國到底發生什麼事是很重要的，許多人認為過去教育體系教的中國革命史太神話，西方漢學家論述又太醜化，因此需要找到平衡點，尋求更可信的說法。這本書不站在傳統下先入為主的立場寫歷史，不失為可效法的研究方向。
文章節錄
分庭抗禮：上海─南京軸心
武昌起義後的幾週之間，革命席捲華中、華南，各省紛紛宣布脫離中央。在上海，陳其美（中部同盟會領袖之一）於十一月初攻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助革命黨人占領該市。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得到菁英的支持：學社成員、商會、上海市工部局、江蘇省諮議局。在這批菁英的督促下，長江下游的江蘇省、浙江省亦宣告獨立。
長江下游的革命雖與武昌一樣由地方菁英主導，不過兩地的菁英迥然有別。在上海，商賈、買辦、現代化或半現代化實業家的人數，遠勝過士紳階層；長江三角洲各省這樣的情況不若上海，但亦如此。這個大城市既是外國經濟滲透的橋頭堡，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要塞，此地的傳統菁英逐漸被認同同盟會國家獨立、共和民主、經濟發展綱領的商人階級取而代之。黎元洪在武昌的權力，奠基於新軍、士紳、祕密會黨三者的結盟上；在情勢迥異的上海，基礎是建立在同盟會與這些新興商人階級的合作。發動雙十起義讓武昌集團居於領先，但武昌集團的權威，不久就遭到上海領袖的挑戰。
十一月初，舉國已有十四個省宣布獨立，為防止區域間的競爭，並在洋人面前維持國家統一的表象，建立中央政府就成了當務之急。上海與武昌便在組織中央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產生齟齬。
結果，革命黨人奪占的南京城被選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各省諮議局代表雲集南京，共計四十四人，分別代表十七個省分。
在革命黨人與清廷方面協商結果的同時，南京集會必須選出一位臨時政府領袖。武昌集團擁戴黎元洪，上海集團青睞黃興，此外，集會也無法對這未來領導人的權責達成共識。以宋教仁為首的部分代表，主張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責任內閣的約束；其他代表則主張採行總統制。十二月中旬，上海與武昌兩大陣營的對決導致局面僵持不下，而上海集團內又有宋教仁和章炳麟為首之同盟會溫和派的衝突。
見證一個時代的終結，卻完全看不到新秩序即將繼起的跡象，在這混亂的時局裡，孫逸仙完全沒被提起，不論是在武昌，或是上海。
孫逸仙怎麼了？
十月初，孫逸仙仍然為募集經費在美國旅行。當他抵達洛磯山腳下的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時，孫逸仙解讀了來自黃興的電報。這封電報是一個禮拜前收到的，但他一直無法閱讀電報內容，因為他並未隨身攜帶祕密電碼。孫逸仙如今獲悉有一場起義將在武昌發動，需要為此準備經費。旅途的疲憊使孫逸仙並未立刻覆電。所以，翌日清晨準備用早膳時，當他看到主流報紙的標題寫著「革命黨人占領武昌」，頓時驚訝不已。
一九一七年，流放瑞士的列寧，一聽到彼得格勒（Petrograd）爆發二月革命的消息，旋即刻不容緩地兼程趕回俄國，縱使他必須搭德國的火車（德俄當時交戰）。一九一一年，人在丹佛的孫逸仙，卻匆匆買了前往紐約和倫敦的票。真是個意外之舉。孫逸仙在自傳裡解釋：「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平生；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孫逸仙認為列強的態度攸關重大自有其依據。他們若持中立態度可確保革命的成功，他們的積極援助和慷慨解囊將是奪取權力的有利後盾。孫逸仙無非是想要重施一八九七年在倫敦遭綁架後、有助其發展的故技，並寄望能挾其在外國首都的成功和名聲，強化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威望。
孫逸仙十月二十日抵達倫敦，先與康德黎夫婦敘舊，然後又與荷馬李碰頭。荷馬李顛覆滿清政權的大計雖胎死腹中，不過這位美國冒險家仍決意貢獻他身為將軍的專才替孫逸仙效力，這下孫有了他的「拉法葉」（Lafayette）無論如何，荷馬李積極輔佐孫逸仙，為襁褓中的中華共和籌募經費與爭取外交援助。
荷馬李居間與國際銀行團（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的代表接觸，建議他們把原本要貸給清廷的款項轉移給未來的共和國。荷馬李也透過崔弗．道森爵士（Sir Trevor Dawson，擁有維克斯，森斯和馬克沁公司〔Vickers, Sons and Maxim Company〕，他寄望孫逸仙一旦當上「中華合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能夠爭取到中國的軍火訂單）的斡旋，安排上呈一份給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內容提議讓孫逸仙與英、美兩國共結同盟。
這份備忘錄由荷馬李與孫逸仙聯署，申明孫逸仙一旦當上總統（「這是毋庸置疑的」），將給予英國和美國許多特權，以交換兩國的友誼與援助：新總統將把中國海軍的指揮權委交英國軍官，並委任一位倫敦方面的代表為其政治顧問。孫逸仙專有的這種「虛張聲勢」（史扶鄰之語）的風格，並未贏得英國外交部的心。聞知備忘錄內容兩天後，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英國外交部長）拍發電報給北京，提到袁世凱似乎才是此時的人選。英國外交部後續保持中立、不提供清廷或革命黨人貸款的決定，乃是出於風險評估（包括各列強在中國的衝突），而不是孫逸仙的插手干預。孫逸仙唯一的收穫是可在返國旅程中，取道停留英國殖民地數天，即截至目前為止他仍被禁止進入的新加坡和香港。
十一月底，孫逸仙短暫逗留巴黎，收穫依然有限。不過，孫逸仙確實會晤了包括克里蒙梭在內的一些有力政要；他的一位密使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見到了當時法國外交部亞洲司的官員巴歇拉。不過，就像英國所允諾的，孫逸仙僅獲得法國外交部重申保持中立，理由是基於一般政治利害得失。不過，在法國外交部這件事情上，孫逸仙多年來的友人、贊助者侯耀的報告，或許一開始即為法方的不干涉立場定調。他的報告肯定把武昌起義看作一場真正的革命，而絕非零星再起類似義和團的叛亂。
在巴黎時，孫逸仙也試圖取得貸款。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會晤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的總裁西蒙（Stanislas Simon）。然而，西蒙僅僅重申在政局穩定之前，他不會同意貸款給中國當局。這種不介入的原則，在國際銀行團於十一月十日開會時就已確立。孫逸仙應該感到慶幸，至少革命的敵人同樣得不到任何奧援。
於是，孫逸仙兩手空空地啟程返國。不過這並不打緊—他已與西方領袖和其他要角接觸的流言，早賜與孫逸仙一輪威信的光環。國人同胞盛大歡迎他的歸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