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岸的我們來說，南疆很遠。然而更遙遠的，或許還是不同文化間的心理距離。深入南疆的作家胡成看到了這個距離，感受到了它的重量。他用盛滿人文關懷的溫暖筆觸與攝影般的凝鍊文字，厚描南疆的文化縱深，拓展我者對他者的認識，拉近人心與人心之間的距離。
文章節錄
《南疆紀行》
一夜無休止的東北話、維吾爾語以及烏爾都語，直到清晨才寂靜下來。
只是片刻，片刻又重新是無休止的烏爾都語，維吾爾語以及東北話。
賓館裡的東北人，與老闆同樣來自瀋陽，他們要去巴基斯坦做路橋工程。這一去，落雪之前，就只能待在巴基斯坦了。他們搭鐵嶺人經營的國際客車，就停在塔縣客運站的場院裡。臥鋪客車，人並不多，鋪位上塞滿無數的行李。
卡謝夫是賓館裡最後搭出租車去紅其拉甫口岸的巴基斯坦人，清晨他的背痛又犯，好在仍然是片刻自癒。握手道別，他希望我陪他同去口岸，拍拍照片，再自己回來。
瀋陽人問我：你是他的翻譯嗎？
我為我沒有拿到的薪水懊喪，於是拒絕了卡謝夫，我說我要去吃早飯，我太餓了。
隨口問了一句塔吉克出租車司機：中巴友誼賓館在哪裡？他手指向西南，並且也知道，關了。
中巴友誼賓館就在通往紅其拉甫口岸的中巴友誼路旁，不起眼的招牌，賓館正門開在後身院內的停車場裡，房門緊鎖。
依然還處於被查封的狀態。在平靜的塔縣，人們即便不知道中巴友誼賓館具體在哪裡，可是當打聽起來的時候，他們都會先提醒你：「關了」。以為你是要打算住宿在那裡。
大約就在一個月前，在中巴友誼賓館內抓獲三名恐怖分子。收繳的有砍刀，地圖與望遠鏡。後來從監控錄影裡看到，他們經常出現在附近慕士塔格路十字路口的農業銀行，也許是踩點。
「那裡的人最多。真嚇人。」
昨天賓館老闆和我說起來的時候，確實看得出來心有餘悸。
而且，之前還有恐怖分子在偷渡阿富汗時被抓獲，審訊時，他供述在塔縣的時候，也是住在中巴友誼賓館。
中巴友誼賓館是維吾爾人經營的，所以在漢人解讀起來，大概就成為：維吾爾老闆包庇他們自己人。
可是，就像我在南疆會選擇入住漢人經營的賓館一樣，維吾爾人必然也會選擇入住維吾爾人經營的賓館，大家只是彼此方便。如果我是一個沒有被記錄在案的罪犯，或者只是一個有犯罪意圖的初犯，賓館老闆又怎麼能清楚我的犯意，預判我的犯案呢？
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這大約就是現在生活在南疆的漢人對周遭環境最真實的反應。「如果有維吾爾人來住宿，我都先給派出所打電話，他們兩分鐘就到，查過了沒事我才讓他們住。」這是漢人賓館老闆的解決之道，無疑這是穩妥的方法，而同樣無疑的，中巴友誼賓館的維吾爾老闆肯定沒有採用這種穩妥的方法。
割裂民族，割裂社會，無疑是恐怖分子們所期望的，不幸的是，我們都在有意無意地幫助他們達成目的。
即便是在大家以為南疆最為平和安詳的塔縣，也是如此。
我們極為擅長並且熱衷的一件事情，就是將個人行為標籤化為群體行為，進而予以標籤化地喜愛與厭惡。
當然，這也是人性。馬克‧庫班（MarkCuban）在談及最近唐納德‧斯特林（DonaldSterling）的種族歧視言論時說道：
如果在深夜的大街上，我看見了一個穿著連帽衫的黑人少年，那麼我會走到街的另一邊去。但是如果在另一邊卻有一個滿身紋身的禿頭白人，那麼我又會走回來，我並不是一個完美的人。我們都有自己的偏見與歧視，但是我們得學會控制自己。
而我覺得我們的問題在於，我們不但不會控制自己的這種偏見與歧視，有時候反而會變本加厲。比如已經將導致我們自我割裂的地域歧視，將個體行為標籤化，甚至將傳聞謠言標籤化。
而在塔縣，我悲傷地意識到，如果我們放任這種自我割裂，那麼割裂的不僅是漢人與維吾爾人，甚至包括素來與世無爭的高山塔吉克人。
有些人可能自以為自己只是在標籤化維吾爾人，那我的困惑在於，僅以塔吉克人為例，我們如何區分維吾爾人與塔吉克人，以免當我們因畏懼而疏離，或者表現出其他歧視行為的時候，誤傷塔吉克人？
語言？雖然高原塔吉克人彼此之間說帕米爾語，但是新疆的塔吉克人，兼用維吾爾語，使用維吾爾文，對於非突厥語族的漢人而言，沒有任何以語言區分兩族的可能。
人種？維吾爾人與塔吉克人血統來源複雜，塔吉克人絕不僅僅呈現出高加索人種的外貌，突厥人種外貌的塔吉克人，以塔縣而言，不下半數。
服飾？這本來是可以的。但不幸的是，塔縣的塔吉克人，女性大多還有身著民族服裝的習慣，而男性基本已經身著世俗化的服裝。至於年輕人，甚至連最後可以區分民族的服飾：帽子，也很少佩戴。
走在塔縣的街頭，我努力觀察著所有人。關於他們的大多數，我在詢問我自己，如果這是在烏魯木齊或者喀什街頭，我還可以分辨他們的民族嗎？
絕無可能。
並且由於地緣、種族、語言、宗教等等方面的接近，南疆諸民族之間，彼此之間更有認同感，因此也更容易同情對方。
我們的自我割裂，可能會在最後，把所有人都推搡到對立面。
包括熱情友善，看見你坐在路邊，會停下車來，載你回家，然後擺上餐桌，端出饃饃與酸奶請你享用的塔吉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