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亞洲望塵莫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的國家們，如何席捲世界，在現代擴散其影響？本書指出歐洲霸權的成因及其影響，剖析民族國家的形成、產業文明的發展，乃是霸權興衰的雙面刃──它促成歐洲影響力擴及全球，最終卻也導致世界局勢重新洗牌，領導地位由美國取代。
文章節錄
《歐洲霸權的光和影：「近代」的形成與舊秩序的終結》
終章 歷史文化的傳承與歐洲聯盟的未來
近代歐洲多元的樣貌
關於近代歐洲霸權的成立及崩毀，本書採取從十六世紀起到二十世紀前半為止的長期跨距來理解。最終而言，把焦點集中於產業文明的成立與推動其發展的單位──民族國家的建構，這樣的歷史演進可以說是此段漫長時間的主流。這個主流伴隨著一種非常樂觀的信念，那就是邁向設定好的目標，採取重視理性的戰略態勢，並且認為所謂的歷史是體現人類進步之物，而站在這個進步最前端的就是歐洲。
確實這段期間的歐洲，內部不斷擴張政治自由的幅度，亦即民主主義的成長；經濟方面也在科學技術的基礎上取得長足的進步與發展，同時在軍事上也壓倒全球。當前我們所使用的許多思想與學術，以及多樣化的科學技術，要說幾乎全部的出發點都可以在這個時期的歐洲中找到，也不算過分。現實中的這種情況，肯定是支撐近代歐洲的自信與樂觀世界觀的原因。
與歐洲的這種現實相對，世界上歐洲以外的區域便受到極具侵略性、攻擊性的負面影響，這點也不能裝作沒看到。即便在歐洲內部，面對被視為「非歐洲」的人事物，也同樣會出現這樣的傾向。
然而，從二十世紀末邁入二十一世紀時，歐洲內也出現了一些動作，進行歷史性的反省。歐盟成立的本身，肯定也帶著歷史反省的面向。此外，例如在政治界，一九七〇年西德總理布蘭德（Willy Brandt）前往華沙的猶太人殉難紀念碑獻花時，向猶太人謝罪，或者法國總統席哈克（Jacques René Chirac）於二〇〇六年公開表示對過往的奴隸交易進行反省並設定了紀念日等，這幾個例子馬上就會在腦海中浮現。
不過只舉出長期主流，認為僅藉此便可理解近代歐洲文明，這種想法還是存有問題。本書也數度提及了歐洲內部存在的差異與多樣性。都市與農村的差異、男女的差異、國家間變化速度的差異、同一國家之內擁有的多樣差異，這種進入細節的觀點，無論何者都必須加以重視。
近代以追求理性為要，近代被認為從古典主義中找出均衡模範，這樣的理解雖然正確，但貫穿整體十九世紀的感覺中，我們也不能忽略浪漫主義的感性。它們有時互相扞格，有時相互共鳴而並存。然而浪漫主義本身又該如何定義，文學、造形藝術、音樂等根據不同領域而有不同，依據不同社會的情況也有不同，甚至與包括歷史學在內的學問領域，或者政治態度的抉擇等也有關聯。
浪漫主義，重視多樣性的情感流露，重視個人自由行動與自我犧牲這種乍看相反的行為，仇視壓迫與扶持弱者，並對稱揚執行這些信念的英雄主義，這樣的態度也順應著民族主義的擴大。浪漫主義除此之外，還有禮讚自然的面向，以及講究各自地方的傳承與歷史記憶的面向。講究自然與歷史這點，與邁向產業文明的主流有所背離，但表現在讚揚民族性或領土的場合，則完全搭上了這個時代的潮流。
十九世紀是「歷史的世紀」
歐洲朝向產業文明邁進的十九世紀，其實也是被命名為「歷史的世紀」的時代。此處打算先整理三個重點。第一，是歷史學與考古學作為近代學問的命題。
從十九世紀前半浪漫主義感性的歷史鑽研之中，以具有近代性的史料批判為基礎的歷史學開始確立。歷史學家們不論站在什麼政治立場，都以史料為依據，闡明國民、民族的過往，確立歐洲的過去以及自己的出身，並根據這些考察確認當下自身存在的根據，具有如此現實的課題。透過這樣的觀點，去評價古典時期（Classical antiquity）、關注中世紀，對文藝復興（Renaissance）的稱呼也逐漸普及與固定。在這樣的過程中，與歐洲各國的國別史齊頭並進的，就是產生對歐洲文明發展的共通認知。
第二，與這種學問確立並行的，是整理保存史料、調查保存及修復歷史遺產，並逐漸增加專為此目的而設立的專門組織與機構。十九世紀歐洲也是各地開始以國民為前提成立檔案館、史料館的時代。這與明確以資料作為政策與目標的判斷根據這種態度有關，和同時代發展的政治自由擴大方向一致，另一方面同時具有扮演社會教育事業的任務，將大眾關於過往的記憶進行共享、固定，也帶有傳播給大眾的意圖。此時也接連成立博物館及美術館，這種舉措也可以在上述的脈絡中來理解。
第三，這種維持設立檔案館與博物館的態度，傳承直至今日，透過更為日常的方式展示歷史，也培養出人們面對從過往祖先處承繼的事物一種不可輕忽的態度。雖然工業化下的經濟發展確實帶有不斷帶來各種新事物，以及追求變化的面向，但同時對於祖先們傳下的各種事物，即便多少有所不便或不合時宜，人們也毫無疑問、毫不抵抗的接受繼續使用與傳承這些事物。這不僅是在個別的家族或家庭中可見，甚至在小鎮或村莊的生活樣式的景色中，也可窺見同樣的特色。
一言以蔽之，這就是歷史文化的傳承。也就是並非完全由嶄新事物席捲一切的社會。即便在經歷大量消費時代的現代二十一世紀，這樣的情形與行動模式不僅未曾消逝，反而形成得以持續保存的社會，並重新加強其重要性。然而，在人、物、資訊的動態不斷以極高速度與密度開展的二十一世紀，各地繼承歷史文化的態度是否能在自己國家內，或者歐洲之內保持下去，恐怕面臨著相當的困難。或者早已不斷遭遇困頓，進入一個重新尋找新方法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