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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會怎麼結束
  「民主的死亡,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死亡。」是什麼殺死了民主?而當民主死去,有什麼可以代替它?民主的消逝也許不是戲劇化的大爆炸結束,而是技術性地悄然消失,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朗西曼,探討二十一世紀的種種作用力如何「成功」使得人民失去民主而不自知?


.作者:大衛.朗西曼
.譯者:梁永安
.分類:社會人文
.出版社:立緒出版
.出版日期: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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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

  民粹主義這東西一點都不新鮮。它在民主社會的興起有賴以下這些特定條件:經濟蕭條、技術變遷、不平等擴大和沒有戰爭。今日不是這些條件第一次齊備,它們在十九世紀晚期一樣齊備,其時,民主政治受到一波民粹主義憤怒大浪潮的席捲。當時一如今日,這憤怒是孕育陰謀論的一片沃土。

  一八九○年代是美國現代史上陰謀論總量顯著增加的少數時期之一。今日之前的民粹主義這東西一點都不新鮮。它在民主社會的興起有賴以下這些特定條件:經濟蕭條、技術變遷、不平等擴大和沒有戰爭。今日不是這些條件第一次齊備,它們在十九世紀晚期一樣齊備,其時,民主政治受到一波民粹主義憤怒大浪潮的席捲。當時一如今日,這憤怒是孕育陰謀論的一片沃土。

  一八九○年代是美國現代史上陰謀論總量顯著增加的少數時期之一。今日之前的擊白宮的所有正字標記。他的風格是高能量,他的方法是非傳統,而他把自己政黨的政治建制視為敵人。只要可能,布萊恩都會迴避主流媒體,改為依賴面對面溝通、地方報紙和宣傳小冊子(它們對事實往往掉以輕心)。他不相信經濟專家,指控他們是一個誘騙美國老百姓的金融陰謀的一部分。他把老百姓的困境歸咎於外國人,特別是歸咎於羅斯柴爾德(Rothschild)之類的倫敦銀行家。他承諾,如果他勝選,會把美國農人的利益放在第一優先。

  對民主機構的不信任不只出現在美國。一八九○年代的法國也是一個陰謀論大盛的時期。開始於一八九四年的德雷福斯事件(起因是一個法國軍官被指控叛國)把它的觸鬚擴大到整個法國,最終分裂了這個國家。支持和指控德雷福斯的雙方都在對方身上看到一個摧毀共和國的大陰謀,牽涉其中的有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德國和英國間諜、共產主義者和銀行家。民選政府由這些陰謀論造就和摧毀。法國民主看似岌岌可危,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但十九世紀的民粹主義浪潮最終破碎。民主制度在法國和美國都存活了下來。布萊恩選了三回總統都沒有當選。下一個入主白宮的民主黨人將會是威爾遜:一位知名政治科學家、普林斯頓大學前校長和專家階級無庸置疑的代表。德雷福斯在經歷了多年有爭議的調查和多次的假曙光之後,於一九○六年被宣判無罪。到了那時候,人們對於真正的陰謀藏在哪裡仍然沒有一致看法。但那已經成了次要議題。大家最終一致同意:事情已經鬧夠了,法國政治必須繼續向前走。必須把軍隊放回應有的位置。不能讓政變有發生的可能。

  這個時期能夠對如何打破民粹主義的魔咒有所啟發嗎?二十世紀初期的民主最終從民粹主義的挑戰獲得了巨大活力。當選的政治人物被迫正視大眾的憤怒,想辦法把它同化回主流去。所以,陰謀論的時代是由一個改革的時代後繼。

  在美國,狄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展開他的解散托辣斯運動,利用聯邦政府的權力打破石油、鋼鐵和銀行方面的壟斷事業。他相信在面對民粹主義的怒火時,進步改革是唯一可以保護民主周全的方法。在法國,社會主義者首次加入政府,制定了一些創造現代福利國家的初步政策。在同樣受到民粹主義威脅的英國,工黨興起成為一股政治勢力。自由黨開始了自己的政治改革綱領,其中包括與上議院的尖銳對抗。在這些民主已經生根的國家,民主都因為民粹主義危機而得到大大強化。

  但今昔有一個關鍵不同。二十世紀早期的民主還年輕。它雖然已經生根,但幾乎還沒有成長。它只存在於少數幾個地方,也還不完整。在英國、法國和美國,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幾乎所有女性)都沒有投票權。在這些國家,政府甚至沒有對很多公民提供基本服務。保險、健康照顧和教育全是由地方、私人和慈善的提供者雜亂和拼湊地提供。稅賦以今日的標準衡量微不足道:在一九○○年,世界主要民主國家的所得稅最高稅率都低於一○%。公共債務也被保持在最低程度。收支平衡是政府的信條。政治在大多數公民的生活中沒扮演什麼積極角色。在他們與政府權力交會的地方,主要是一種對他們日常經驗而言仍陌生的東西。

  這給了新一代的民主政治家機遇。他們無法證明對陰謀和反陰謀的沒完沒了指控有其根據。沒有人能證明這一點。陰謀論是一片到最後每個人都會遇溺的沼澤。但主流政治家仍然可以設法證明民主是真實。他們可以利用它未被利用的潛力。但今日是不是還可能做到這點並不清楚。

  二十世紀初期的民主改革家有系統中的巨大彈性可資利用。他們有擴大投票權的空間,有擴大債務的空間,有擴大政府權力的空間,有擴大稅基的空間,有擴大政黨系統的空間,有擴大勞工運動的空間,有擴大大眾對政府的信賴感的空間。還有擴大民主的空間。這些工作無一是容易,因為政治從來不容易。它需要有大智慧和大勇氣的政治家,例如美國的羅斯福和威爾遜、英國的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法國的饒勒斯(Jean Jaurès)和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民粹主義憤怒沒有消失,其中一些變形為不信任政府和更惡意的運動,將會在一代人之後近乎摧毀民主。在這個歷史階段,民粹主義有可能轉變成為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落在錯誤的人手中,陰謀論是有可能釋放出可怕的報復。但在美國、英國和法國,這樣的事並未發生。

  今日,系統裡沒有相同的彈性。民主不再年輕。它缺乏一世紀之前對於未實現巨大潛能的興沖沖意識。擴大投票權的仗已經大半打過和戰勝。國家擔負了許多它被認為應該提供的公共服務。公私負債程度都很高。稅賦可以更高(過去一百年來有稅率更高的時候),但民眾對支付更多的稅興趣缺缺。現在,民粹主義都是發生在那些民主已經有好一陣子最好表現的地方。人民對民主機構的反應遲鈍感到憤怒,但這些機構會反應遲鈍不是因為它們低度發展,而是因為它們已經疲勞。這讓要打破疑神疑鬼的循環要困難得多。民主目前的運作並不良好——如果良好,就不會有民粹主義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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