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民眾「溝通」、「交流」，是民主政體官員們的重要課題。尤其在複雜的政治計算、金權誘惑中，更需要人民提醒上位者失業率、GDP、經濟成長不只是毫無溫度的數字，而可能是一個家庭的崩解，或是看不到希望的生活。透過本書，可以看到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對民意的直接回應，也讓我們了解「民主」的構成要素。
文章節錄
《親愛的歐巴馬總統：8,000萬封信，由人民寫給總統的國家日記》
第一章 信件
席艾拉說起信件的態度，讓我覺得這些信好像是什麼天大的祕密一樣。她希望我能了解這些信件有多重要，但又看起來有些沮喪，不過說不定她其實只是累壞了，像個心灰意冷的士兵，在終戰前夕繳械投降，自動交出了城門的鑰匙。
那時是2016年10月。馬修颶風才剛出海離開。三星手機出現數件意外起火事故，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川普在推特發文——「我從沒和這些女人有過任何關係。這都是某些人為了操縱選舉結果編造的胡說八道。沒人比我還要尊重女人了！」——美國的文化正在經歷巨大轉變，我認為席艾拉與其他注意到這些轉變的人一樣，都在跌跌撞撞往前走的同時心懷憂思。
當時她已在歐巴馬政府底下任職六年，最近兩年的職位是資深顧問。我們在她位於白宮西廂的辦公室，開始在擺滿厚重三孔文件夾的書櫃中東翻西找。這些文件夾中裝著歐巴馬上任至今所收到的信件。信件來自於選民，不過是平凡的美國人民寫信給總統。「這些信儼然成為這裡的生命力。」席艾拉說。她裹著一件羊毛衫，已經脫掉鞋子，聲音沙啞，打扮像個簡樸的愛爾蘭人，讓人覺得她應該出現在都柏林的酒吧裡擦吧檯，而不是在總統辦公室對面的辦公室裡舒適地坐著。
當時希拉蕊．柯林頓的民調數字仍然領先超過兩位數的百分點，讓眾人跌破眼鏡的事在當時還是沒有人預料到。柯林頓競選團隊的工作人員都認為他們將會接管政府，都在設法謀取職位，但席艾拉並不打算參與其中：在白宮歷經兩屆總統任期已經足夠了。她的工作是協助主導政府的溝通策略，也就是擔任歐巴馬與寄信者之間的守門人，而這份工作顯然累壞了她。她說：「我可不會想念這些人。」她告訴我，歐巴馬將在數個月後離開白宮，因此如今正是記者們大做文章的巔峰時期。他們想要做離職前訪問；想要立刻就做；想要自己的訪問是最快、最大、最沸沸揚揚的。她厭倦這些人傲慢的態度、老是重複的問題以及貧乏的想像力，而川普還在不停發推特，整個世界好像都亂了套。
席艾拉說，在這團混亂中，這些信提供了讓人稍作喘息的空間，接著她拿出幾封信給我看。她挑中了藍色文件夾，把它從書櫃中取出來並翻開，一頁頁瀏覽裡面的信件，有些信是手寫在信紙上的書寫體，有些則用正楷書寫在筆記本頁紙上，還用貼紙做了些裝飾；還有商務書信、電子郵件、傳真，以及各種家庭、軍人與寵物的相片。「這些信件其實是他和國家的對話，不過大家根本沒有注意過這件事，你懂吧。」她說。她指的是歐巴馬這八年回信給美國人民的習慣。「總體來說，你看到的是一種美國的綜覽圖。」
歐巴馬在上任時承諾要每天閱讀10封信，他是美國歷任總統中，第一位花費這麼多精力在選民信件上的總統。每天下午五點左右，收發室會把一疊郵件送到總統辦公室。這疊被稱之為「每日10信（ten letters a day，簡稱10LADs）」的郵件，便輾轉於資深幕僚之間，並在每晚被放入總統帶回官邸的簡報文件夾中。他會親筆回覆其中幾封，其餘幾封他會在信上寫下筆記，由撰稿團隊回覆，有些則是在上面潦草寫下「留存」（save）。
每個資深幕僚都知道這些信件的重要性，但讓席艾拉特別感興趣的，是這些信件對於美國以及席艾拉的老闆，所透露出的集體印象。她告訴我，有時她會放輕鬆來盡情享受閱讀這些文字，就好像這些信是一項歷史計畫，而她則是意圖將其融會貫通的學者。
「這是2009年1月23日的信，就在就職典禮之後，」她邊說邊從文件夾裡隨意揀選出一封信來唸，「『我今年73歲，是一家製造公司的老闆。我先生和我白手起家……把每一分錢都投注在這份事業中。我們已經連續三個月沒有收到任何訂單與詢問了……我們有一棟房子，每月繳979美元71分的分期付款，房貸餘額還有12萬美元。我們要怎麼辦才好？』」
「妳懂吧？」她說，「就是這種內容。這麼多的預兆。因為那時美國國內的情勢還不明朗，失業潮還不算真的開始，人民對銀行的抱怨已然寫滿一頁、一頁又一頁。我是說，另外一個預兆就是：你看到憤怒，你看到恐懼。在那個時候，人們的脆弱感已經超過了最基本的限度。所以歐巴馬才剛剛就任，就聽到了許多聲音，他聽到了像是他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賴瑞.桑默斯說的話，妳懂吧，然後他也聽到了愛達荷州的法蘭西斯和他太太柯萊特說的話。你懂吧？就像不停地在和美國民眾對話一樣。」
「妳懂吧？」席艾拉這麼說時，就像在懇請我理解。
我告訴她我懂，或者至少我試著去懂。
「我有跟妳說過密西西比那個人寄的信嗎？」她問。
沒有，沒說過。
「喔我的天－－」
她站起來，回身到書櫃前拿出另一個文件夾。等妳看了這封信就知道。」
第七章 費歐娜挑選每日十信
「這是個有趣的管道，」費歐娜告訴我。她坐在被信件包圍的辦公室沙發上，正試著挑選出她要交給總統的十封信。「有時候我會把挑信的過程想像成從門下面塞進一個托盤。」
她將「每日十信計畫」看作一份神聖的工作。這是她與總統的每日對話，她認為每一份每日十信中所傳遞出來的聲音，都能以最準確的方式表達美國的情緒：總統先生，這就是美國人民的感受。
「啊，這封很可愛，」她用指尖捻著一封信。「他是一位焊接工。他描述的場景栩栩如生：一棟小木屋、一隻忠心的狗、他的妻子是志工。『如果你哪天需要焊接什麼東西的話……』」她笑著，重新讀一遍信，仔細考慮。「大致上來說，這封信是支持信件，正是這樣我才會不太確定要不要挑這封信。」總統需要聽到的不只是支持者的聲音，她總是非常留意要有各式各樣的信件。
「這封一定要留下來，」她伸手拿起另一封信。有好幾張紙用釘書針釘在這封信上。「她附上一封她爸爸以前寄給小羅斯福總統的信。這種歷史觀點最合總統的胃口了。
「噢，還有這封，簡直讓我連想死的心都有了，」她又說起了另一封信，並婉拒評論就收了聲，把信放在沙發上那一疊「可考慮」信件上。
「然後這個人說只要災難一出現，小型企業管理局就會馬上跟著出現、無所不在地參與災後重建，但是一旦鎂光燈撤下，所有資源就跟著不見了。我覺得這個意見很有意思，應該放到總統面前，因為他平常很難接觸到這種資訊。」
把兩百封信件精簡到二十封是一大挑戰，但真正的功課是從二十封信件裡挑出十封信。她必須冷酷無情。依主題來分類看似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把信件依議題分類，然後給總統一封談能源的信、一封談健保的信、一封談移民的信，依此類推。「可是如此一來，每封信就只能和相同主題的信競爭，而不是和其他所有的信競爭。」她說。
這麼做的缺點顯而易見，只是我花了點時間才想通其影響。重點在於公平，以及「信件代表的是人民而非問題」這樣的基本假設。
「反正，不分類來挑才比較誠實。」她說。
把每天的信件挑挑揀揀到剩下15封時，她會一封封全部重新閱讀一遍。她的手指纖長，塗着亮紅色的指甲油，溫柔地拿著信箋、輕緩地放下信，好像怕碰壞信似的。「嗯，這封是一定要的……還有這封，雖然讀起來有點難懂，但我覺得就連信件很難懂這件事本身也是故事的一部分……還有這封。我們收到好多信是在反應對於政績長期以來的想法。我不知道……」她在找的是故事。不是贊成這個或反對那個，不是冗長的議論，不是某個人在聽了全國公共廣播電台之後有什麼意見。總統需要聽的是故事，故事是他無法靠一己之力找到的事物。「他不可能走上街頭去看看一般人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她說。她把信件當作是一隻潛望鏡，能讓總統看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就像以前還沒有特勤局的保護、武裝車輛、媒體團和整個世界盯著看的時候，他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問她，有沒有哪種信件或主題會讓她比較想要選進每日十信當中。
「囚犯的信，」她毫不遲疑地回答。「從一開始就是這樣。這是信函寫作中極其特殊的一種關係，我猜是因為相較於一般社會來說，寫信更像是監獄文化的一部分。」
她說起一開始曾收到的一封囚犯來信。有一個人從西部的監獄裡寄來一幅馬賽克鑲嵌畫。「用糖果包裝紙做的，」她說。「那是一幅總統的畫像。畫在厚水彩紙上。」他用不同顏色的糖果包裝紙碎片，拼貼出非常神似總統的畫像。「那幅畫真的美極了，」她說。我從她向旁一瞥的眼神看得出來，這個故事並沒有好結局。她說那是很早期的事，當時她才剛進OPC沒多久。「那是一封單純表達支持的信，他在信中寫說他很開心歐巴馬當選了，他想要送他這幅畫。我記得他還詳細描述了自己的作畫過程，原本他打算用特趣（Trix）巧克力的包裝紙來捕捉他想表現的顏色。但在他服刑的那個監獄裡，販賣機正好換了商品，所以只好用羅洛（Rolo）巧克力的包裝紙，以至於他覺得最後的成品沒能傳達出應有的感覺，不過他已經盡力了。」
她勾起一抹微笑，拿起旁邊的紫色水瓶喝了一大口水，說起當時很希望能夠留下那封信和那個囚犯的禮物。「我那時在想，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把那幅畫釘在我的辦公桌隔板上之類的。」她說。「但那個時候你不能做這種事，尤其不能留下囚犯寫的信。」
他們有規定，囚犯的信不能留下來，也不能送到總統手上。「你會瀏覽一遍，看看信中有沒有要求赦免，」她說，「或者看看寄件者有沒有提到他遭受虐待。那種信件會被另外歸類為個案。其他的基本上就是通通丟進一個箱子裡，等待進碎紙機。」
她又啜了一口水。「這種作法流傳已久，而我們只是新來的人，你懂嗎？」
費歐娜成為OPC主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挑戰關於囚犯信件的規定。這個規定是哪裡來的？是誰開始的？有明文規定嗎？她當初之所以有勇氣去尋找答案，都要歸功於一位勇氣十足的實習生。「嗯，我覺得這個規定毫無道理，」那位實習生在得知這個規定之後這麼說。他們的總統是從分發食物給遊民的社區發展工作者起家的，他想必會希望知道關在監獄中的人想說些什麼。
某天，費歐娜想著，要是她直接在每日十信中加入一封囚犯寫的信，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歐巴馬會怎麼做？那些資深職員會怎麼做？
答案是，什麼事都沒發生。沒有半個人對此發表任何言論。所以她又試了一次。接著又一次。
「嗯，現在開始可以留下囚犯的信了，」費歐娜告訴員工，這項規定就這樣改了，非常有費歐娜的風格。紙本信件室中的囚犯信件有了屬於自己的代碼，費歐娜允許眾人將囚犯信件列入樣本，就像所有其他類別的信件一樣。
這是一場個人的勝利，一場收發室中的政變。「因為我覺得好像只有我們知道這件事，」她說。這些人寫信來談論判決不一致與司法正義改革。新聞上不會沸沸揚揚地報導這些話題，但如今這些信件得以送到歐巴馬手上了。2014年，美國政府推行了司法部計畫，提供行政救濟給因非暴力毒品犯罪而被判長期拘禁的聯邦罪犯。收發室沒有半個人對此感到訝異。他們很高興見到，總統一直都在關注這些信件。
關於同性婚姻以及廢止軍中的「不問，不說」（Don’t Ask, Don’t Tell）政策等議題，也經歷類似的過程。無論白宮中的任何地方是否有人討論這兩件事，收發室都時常收到與這兩個議題相關的信。費歐娜、在她之前的伊莉莎白，還有更早之前的麥可，他們一定會在每日十信中放進與這兩種議題相關的信。一封封看似微不足道的信件就這麼逐漸累積起來，最終將能改變政策的決定。
在廢止了「不問，不說」法案後，2009年曾匿名寫信來的人又在2014年寫了一封信。這次他留下了他的名字。
2014年7月4日
親愛的總統先生：
在8月3日，我的丈夫大衛．羅諾．布倫斯達（David Lono Brunstad）將會升遷至二等士官長，我將會在那天把臂章上多了一條橫槓的新衣服親手交給他。我知道對許多軍人家庭來說，這是非常普通的情景，但是這對我的家庭來說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在不久之前，由於不問不說的政策，我們的關係必須祕密存在。
大衛在2009年獲派到伊拉克出征，由於這個政策的關係，那段時期對我們來說既黑暗又孤獨。連續四、五天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對我來說是常態，多數軍人家庭都會覺得「沒消息就是好消息」。然而對於同性伴侶來說，因為萬一不幸事故發生，我們也不在任何人的聯絡名單上，所以只要沒有消息，我們心中的壓力就會不斷累積，直到再次在電話中聽到他甜蜜的聲音為止。
我知道他時常受砲火攻擊，我一個人在家時，偶爾會覺得自己幾乎快要崩潰了。總統先生，你承諾說要結束這種歧視政策，是讓我得以撐下去的原因。我相信你，我信任你。我知道，無論狀況有多糟，在路的盡頭都會有一線光亮。
我丈夫會在明年6月再次外派，這次他的負擔會比以往輕一些，因為他不再需要擔心他的家庭是否有人照顧。先生，我想我不太可能有機會當面感謝你，所以我希望你知道，這個軍人家庭將會永遠感激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致上最誠摯的感激之情。
達寧．柯拉德．布倫斯達（Darin Konrad Brunstad）
華盛頓州，溫哥華市
「現在有一、二、三、四封……」費歐娜算著，她正在挑選最後名單。「九、十，加上這封是十一封，所以還要再刪去一封。」她再次閱讀信件，搖搖頭。「好吧，好吧，大概是這樣。」她把刪掉的那封信放到沙發的另一頭。她往那封信看過去，伸手輕拍它一下。
她拿起最後入選的十封信，開始像洗牌似的改變它們的順序，把一封拿出來，放到另一封信後面，再把另一封信放在前面。我對於她改變順序的動作很好奇。「噢，順序是非常重要的，」她說。就像一本詩集中每首詩的順序，又或者像歌單的順序。「閱讀這些故事的順序將會影響你看待每個故事的態度，」她說。「我們辦公室有時候會用『無預警打擊』（sucker punch）來形容這種作法，聽起來很殘酷，但是……」
葉娜常用「很有種」這個詞來形容費歐娜。她不會猶豫是否要把嚴厲批評政府的信件拿給總統，她也對令人煩擾或心碎的信一視同仁，而她在排列信件時會盡量使信件對總統造成最大的影響力。她會一次把三封對槍枝暴力請願的信件放在一起。她會布局讓總統先看到某個人對平價醫療法案大加稱讚的信，下一封信就是一個貧困的人說他的生活因平價醫療法案而變得更糟。「這些信件的意思並非『你失敗了』，」她說，「而是『這些方法並不能解決每個人的問題。』」
她拿起一枝鉛筆。「有時候在星期五，或者該說尤其是在星期五，我們會用『嘿，我喜歡你打的領帶喔。』這樣的信做結尾。」她把這種信稱作「換口味飲料」（chaser）。這類信件談論的話題有可能是狗或是總統騎腳踏車，又或者簡單直白的「嘿，你喜歡鬆餅還是煎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