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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獨課
  香港新銳作家亞然首部散文作品《孤獨課》,書寫踏上讀書的這條路,漂泊於香港、倫敦與臺灣之間,積累豐富留學經驗與文化觀察,心繫文學、讀書與研究,消解離鄉背井身處異地的寂寥感,正視這個世界的乾澀、腐敗與美好。

.作者:亞然
.譯者:
.分類:文學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9/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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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孤獨課》

大留學潮

  眨眼來了倫敦差不多三個月,開學之後一直大忙,讀了很多課程相關的書和文章,充實到不得了。因為忘我投入學海,很快就適應新生活。這裡的生活簡單,就是讀書和照顧以往不需自己照顧的三餐飲食,即買菜煮飯。機械一般的生活,日復一日,時間轉眼就過。

  身邊大半的同學都來自不同國家,大家最常講的都是記掛自己老家,念茲在茲的都是家人和朋友,還有天氣和食物。我還記掛以前常常流連書店的日子,來回掃射「豬肉檯」上的變化,哪本書是新出版、哪本書搬上架了,基本上都掌握一二。現在要在倫敦讀新出版的中文書,動輒要女友寄包裹飛越半個地球才能讀到,運費跟書價看齊(甚至更貴),實在太過奢侈,所以至今只寄過一本、讀過一本。寧願寫下書單,待回港之時才買過痛快。而那本越洋寄來的書,是和自己非常貼切的一本書——《大留學潮》。

  貼切因為自己是個留學生,而今時今日也是千百年一遇的「留學大潮」。二月(二○一五年)的一期《經濟學人》,指在二○一三年尾,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數目接近一百一十萬,是史上最多。單計在美國就讀學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就超過十一萬人,非常嚇人。《大留學潮》的作者張倩儀(前商務印書館總編輯),寫的不是今時今日的留學大潮,而是寫那動盪到不得了的二十世紀初。單論人數,那時的留學生數目比現在少千百倍,但對中國的影響卻大千萬倍。

  現在的留學生,是為了求學求知識,說穿了是求一張「沙紙」;當年留學生想的卻是救國救民,希望學習別國之長、補中國之短。一九○五年科舉制的結束,標誌著海外留學潮的開始,書的其中一節「新科舉洋進士」,點出了留學生的菁英地位,相當於科舉制下最高級的進士。清末民初的中國菁英,第一等是出國的留學生(特別是得到公費資助留學的學生);而次一等的菁英,就要數在國內大學讀書的學生。

  兩種菁英的其中一大分別,是學生的心態,而這又可見於內地大學的特色。中國第一代翻譯家嚴復的孫女、現在於加州伯克萊大學任教的學者葉文心,研究民國時期的大學。她所寫的《民國時期大學校園文化》就講了民初時期,不同院校的獨有文化。像聖約翰大學,是典型的菁英西化學校,一般學生都不熱中政治,讀課程主要關於英文訓練和科學學科。即使對社會事務較關心的復旦大學,後來亦因為經費問題,提供更多與職業訓練相關的課程,吸引更多學生報讀,增加學費收入。復旦將重心由社會學科主導改變為職業導向,犧牲的就是相對關心政治的傳統。

  至於出國留學的菁英,可以說是任重道遠。一方面學習現代化的知識,希望拯救陷於水深火熱的中國,從登上輪船開始已經滿腦子科學救國、實業救國等理想,他們就是打開長年封閉積弱的中國的一道鑰匙。無論這些留學生是否意會到這份責任,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影響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

  當時留學的難度,相比現在都困難得多,無論是飄洋的旅程抑或經濟狀況,跟今天的「留學」都不能同日而語。

  今天坐十多個小時長途機已經覺得痛苦不堪,那時候要到歐洲,就要坐船經印度到非洲才能進入歐洲,頭暈嘔吐是肯定的。至於在外地生活,像打理家務、煮飯煲水,在當時中國男女性別定型之下的年代,處理這些家務不單單是「由零學起」,更要衝破心理障礙、突破男女之間的想像。就算是全國最菁英的救國青年,都要做家務。

  民國初年,中國國力疲弱得很,要出國留學談何容易。書中提到當年家境不俗的巴金,想要留學法國也幾乎要傾家蕩產,所以巴金的哥哥曾經勸他暫緩計畫,待家庭先儲點錢。但做為幼子的巴金堅持到法國,他哥哥也只能放棄前途,全力資助老弟留學。巴金去到法國之後,哥哥寫信問他外面世界究竟是如何,希望巴金分享一下。大哥為了成全老弟的理想而犧牲自己,這是兄弟之情,也是余華小說《兄弟》中的:「即使生離死別,我們還是兄弟。」

  留學不容易,更遑論救國。不過如果我們不是將救國理解為那種「超級英雄式」的拯救世界,單單是出國留學、開開眼界,已經是踏出救國的第一步。像當年的其中一個留學熱點——法國,留學生對法國的最深印象,不是花都的浪漫,而是當地中小學對學生的管理。像寄宿學校中的嚴格作息時間、注重清潔衛生等,這種劃一的規律,對當時留學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一個國家要富強,良好的國民質素是首要條件。這也解釋了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為什麼在一九二○年代取得政權之後推出《新生活運動綱要》。這份綱要所要求的,就是衣食住行都要有規律,然後再談禮義廉恥。

  大學生是浪漫的(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說),留學生在外地應該更加浪漫。書中提到胡適先生在美國讀書時,他在一九一六年,分別收到一千二百一十封信和寫了一千零四十封信。即使今日科技發達,留學生也未必常常跟老家親人朋友聯絡,遑論書信,但胡適就平均一日寫近三封信。這千多封信中,又有多少是情書呢?

  提到留學的浪漫,不得不談徐志摩,因為他跟劍橋的浪漫故事實在是個美麗的誤會。讀劉禾教授的《六個字母的解法》時,就有講到徐志摩的故事。首先,他在英國的時候不是劍橋大學的正式學生,他只是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特別生,徐志摩大部分的時間甚至是住在距離劍橋頗遠的小鎮Saxton,所以徐志摩究竟在劍橋逗留過幾長的時間,都值得疑問。另一個誤會,是徐志摩推崇備至的康河,也一點都不浪漫。因為這條河是劍橋裸體協會的活動熱點。當徐志摩說「甘心做一條水草」的時候,其實同時有很多人在水草間裸泳,或許也是這個原因才令徐志摩如此「甘心」。

  上一代國人的留學故事,其實都不是徐志摩的康橋故事。因為當時的時代背景,本身已經很困難。他們代表的中國,不是今天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強國,而是面對列強瓜分的中國;他們就算得到國家的公費資助,其實也只是國家打敗仗的庚子賠款,所以胡適才會說「留學者我國之大恥也﹂這句重話。這是上個世紀的留學歷史,也是今個世紀中國留學生所不能想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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