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如潮、時間似汐，《重慶潮汐》作者吳鈞堯緣於職場因素，以幼獅公司為原點、半徑五百公尺做書寫版圖，用文字一丁點一丁點記錄在重慶南路盤桓的十七年時光，街道如河流，儘管無法留痕，仍欲攬住逐漸消逝的文化風景，此書承載了深厚的時代印記，也演映著個人的心影錄。
文章節錄
《重慶潮汐》
〈兩個重慶〉
我在台北市重慶南路，接待過幾位重慶朋友。有作家、出版社老總與教授。
他們或直接上樓，或我事前接了電話，在樓下候著。兩種方式，我都緊張，把能招待來賓的地點、方式，在腦海細細揣摩。「你們等著哪，不好意思。」最慣常讓來客等著，我穿越重慶南路到對街購買咖啡或茶飲。
人多，尋常咖啡廳沒有完整圓桌；人少、甚至單獨來訪的，也希望安靜地說，會客地點多在放置出版品與雜誌的會議室了。有時候招呼不來，我會請總機人員幫忙。她們見多來賓，端茶盤、洗杯子，已是生活日常，是可以依賴的後盾。
我拎著簡單的飲品上樓時，來客眼神乍然一亮，彷彿我跋涉千山萬水，終得濁酒兩罈，我不好意思說「多吃一點、多喝一點」，只能問還對口味嗎。來客喝得慎重，把眼珠子喝得閉起來，有的還微微上揚，品酒一般讚揚，只差沒有把杯子重重一攤，大聲說「好」。
來客多不知道我工作所在的路名，正是「重慶南路」，經我一說，忍不住梭巡門牌，「呀，真的是。」彷彿江湖踏久了，已不知遠方映哪一座山、眼前流哪一條河，下榻孤漠的野店，飯食黃昏間，聽見鄰桌鄉音熟悉，禁不住回頭探看。有人走出騎樓，仰頭打量，千里外的重慶市與重慶南路，可像孿生的兄弟？
不像的。但也不能說不像。
一個名字，確實就是一聲呼喚，我們喊著重慶，心頭映有重慶的人，一律都會回頭。「哎、哎，早上重慶出發，傍晚則到了重慶。」很遠很遠的，常可以近近地想了起來。這是命名的魔力。
如果經過重慶南路時，是徒步的，且留心每一條相會的街，就會不停回頭，武昌、沅陵、開封、漢口……像個魔術，讓人很快逛完一小圈中國。有人說了，「台灣同胞念念不忘故土，同胞愛正該如此。」
我不好意思點破他的浪漫。多數不解台北街衢命名的人，也以固守台灣，心懷祖國，來解釋這些街名。
重慶南路在清代稱「府前街」，日據時代稱「本町通」，抗日勝利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國民政府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都轉了個向。要更名的街道何其多啊。直到一九四七年，才鄭定邦是上海來的建築師，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直接複製上海街道命名的方式。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併成公共租借，街道得改名。英、美、法等，沒有人願意失去自己的街名，一條街，成了殖民帝國角力的場域。英國領事麥華陀想出了大家自退一步、又毫不吃虧的方式，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以中國地名、城市命名。
我好奇鄭定邦是純粹省事，故在台北複製了上海，還是初履台北，鄉愁湧動，以街名想念他到不了的街道？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守台灣，住在大陸省分與城市街名交織的城市，是否走進了更深的困局？
還好，這個局已經換了。那個走了幾乎半世紀的局。
「我到過重慶的喲。」我跟訪客說。二○○六年夏初，我在台北想著我的重慶城。那做為抗日基地，住著不屈不撓中國人的重慶城。它當然不是紀錄片裡的重慶了，不再有空襲、壕溝、死亡與淚水，也幸好不再有了。重慶依山而建，樓得夠高才設有電梯，於是有了專司扛重物的挑夫，幫忙婦女把菜扛上樓。久已不見重慶訪客，不知道這個行當可還存在否？
當年，挑夫三、五人，挨著街頭，或蹲或倚靠路邊的欄杆，叼著菸聊天，頗有魏晉氣象，但一有活兒上門，又俐落輕巧。他們著黑色功夫鞋，襯衫撩開，都長得清瘦。
最大的驚奇是在重慶與台灣同胞「相認」。訪問團的接待者多台灣同胞聯誼會成員，一見面，就興沖沖說，他們的老家在台中、高雄或台南，他們前年、去年或十年前，曾回過台灣。他們是台灣第二代或第三代，父長不滿日本帝國統治，離開台灣，遠赴大陸，沒料到就此別離家園。有位吳姓女士，祖父於日據時代到大陸行醫，台灣光復後，祖父母返歸舊籍，父親卻留在重慶。她說重慶市台灣人少，要吃年糕、粽子，都得自己來。
我有一種錯覺，覺得我是一陣風、或者一種訊息，當他們靠近了我，也就汲取了他們要的部分。比如說口音、或我衣物上還沾著的台北灰塵。有次到南非，我從牛皮紙袋取出禮物交給華僑，問趙姓女主人紙袋該扔在哪裡？她接了過去，謹慎壓平輕微的皺褶，鄭重收起來。當時我才懂得唐朝王維詩，「寒梅著花未」的愁心與揪心。
我在重慶盤桓四天後，乘遊輪下長江。出發前透過安排，與發明鴛鴦火鍋料理的何女士，於紅崖洞餐聚。餐廳位置高，本可眺望一江好水，那年正逢乾旱，長江面色飢黃，匯流的嘉陵江，反倒清冽盛大。何女士說她會在餐廳，目送我們一行人離去，當船遠離渡口，我頻回頭，似乎真見著了一名女士，站立窗後。
那不是一段聲音可以穿透的距離。那也不是揮舞著手即能傳達離情的距離。但我滿足地盛著另一款重慶，沒有悲傷，但也不是不悲傷。
到台北市重慶南路訪我的大陸朋友，無論來自重慶、深圳或北京都一樣，每一位都滿滿滿的行程。我好奇借來行程一覽，如果行程是水、旅遊天數是岸，他們擠得滿滿的，就算是長江，也該氾濫了。但不會滿的，再怎麼滿，滿不過二十四小時，所以他們匆匆來，只為一見。
我送他們下樓。時間許可時，常取櫃台後頭的公司名號為背景，合影幾張。您站中央，不、不，該是您……然後是總機小姐的微笑，讓一切位置靜止下來了。
我們回到重慶南路街頭。我總是陪著走好一段路才走，他們也總是揚手要我別送。回頭見我又跟，「別送、別送，改天上重慶找我。」我止住腳步，看他們走往「武昌」、「開封」與「漢口」，也把他們，種在我的重慶南路上了。
◎點潮汐：
重慶南路上清代稱「府前街」，日人稱「本町通」。它的殊勝處是中央行政機構林立，總統府與我曾經服務的幼獅公司不過兩百米，其他如法務部、最高行政法院、司法院等，都是一級單位。我在幼獅常聽到一個笑話，就算全國都停電、停水了，也不會停到我們，「因為我們位在『博愛特區』哪！」意思是，我們跟總統府在同艘船上。
大陸訪客對總統府就在大馬路邊，且車來人往感到驚訝。對比天安門禁森嚴、守衛荷槍站崗，台灣的總統府正前方且設置小廣場，供遊客、尤其是大陸觀光客，拍下閱兵與升旗、降旗。台灣的政權是非常親民與友善了。
幼獅公司曾在九○年代扮演兩岸交流先鋒，我接任主編、以及離職交接資料時，都曾一遍一遍瀏覽陳祖彥主編、李文冰編輯，與大陸來賓合影，並且不解，何以在後續兩岸大幅度交流時，幼獅反倒缺席了？兩岸交流，在二十一世紀變成我的「個人」事宜。
大陸訪客多作家、學者，以及少數出版商，他們或自由行，多數都是團體旅遊，抽空訪我，必是與時間斤斤計較以後的決定。他們都「刻意」擇在午後到訪，是不好打擾一餐的意思了，倒是我有幾回還應邀參加他們的晚上餐聚，一起飲酒，終能真正談上幾句。
我們經常知道，一別就是天涯，何時能再相見，也無須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