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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慶潮汐
  日子如潮、時間似汐,《重慶潮汐》作者吳鈞堯緣於職場因素,以幼獅公司為原點、半徑五百公尺做書寫版圖,用文字一丁點一丁點記錄在重慶南路盤桓的十七年時光,街道如河流,儘管無法留痕,仍欲攬住逐漸消逝的文化風景,此書承載了深厚的時代印記,也演映著個人的心影錄。

.作者:吳鈞堯
.譯者:
.分類:文學
.出版社:聯合文學
.出版日期:201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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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節錄
《重慶潮汐》

〈兩個重慶〉

  我在台北市重慶南路,接待過幾位重慶朋友。有作家、出版社老總與教授。

  他們或直接上樓,或我事前接了電話,在樓下候著。兩種方式,我都緊張,把能招待來賓的地點、方式,在腦海細細揣摩。「你們等著哪,不好意思。」最慣常讓來客等著,我穿越重慶南路到對街購買咖啡或茶飲。

  人多,尋常咖啡廳沒有完整圓桌;人少、甚至單獨來訪的,也希望安靜地說,會客地點多在放置出版品與雜誌的會議室了。有時候招呼不來,我會請總機人員幫忙。她們見多來賓,端茶盤、洗杯子,已是生活日常,是可以依賴的後盾。

  我拎著簡單的飲品上樓時,來客眼神乍然一亮,彷彿我跋涉千山萬水,終得濁酒兩罈,我不好意思說「多吃一點、多喝一點」,只能問還對口味嗎。來客喝得慎重,把眼珠子喝得閉起來,有的還微微上揚,品酒一般讚揚,只差沒有把杯子重重一攤,大聲說「好」。

  來客多不知道我工作所在的路名,正是「重慶南路」,經我一說,忍不住梭巡門牌,「呀,真的是。」彷彿江湖踏久了,已不知遠方映哪一座山、眼前流哪一條河,下榻孤漠的野店,飯食黃昏間,聽見鄰桌鄉音熟悉,禁不住回頭探看。有人走出騎樓,仰頭打量,千里外的重慶市與重慶南路,可像孿生的兄弟?

  不像的。但也不能說不像。

  一個名字,確實就是一聲呼喚,我們喊著重慶,心頭映有重慶的人,一律都會回頭。「哎、哎,早上重慶出發,傍晚則到了重慶。」很遠很遠的,常可以近近地想了起來。這是命名的魔力。

  如果經過重慶南路時,是徒步的,且留心每一條相會的街,就會不停回頭,武昌、沅陵、開封、漢口……像個魔術,讓人很快逛完一小圈中國。有人說了,「台灣同胞念念不忘故土,同胞愛正該如此。」

  我不好意思點破他的浪漫。多數不解台北街衢命名的人,也以固守台灣,心懷祖國,來解釋這些街名。

  重慶南路在清代稱「府前街」,日據時代稱「本町通」,抗日勝利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國民政府頒布「台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都轉了個向。要更名的街道何其多啊。直到一九四七年,才鄭定邦是上海來的建築師,授命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直接複製上海街道命名的方式。一八六二年,英美租界合併成公共租借,街道得改名。英、美、法等,沒有人願意失去自己的街名,一條街,成了殖民帝國角力的場域。英國領事麥華陀想出了大家自退一步、又毫不吃虧的方式,訂了「上海馬路命名備忘錄」,以中國地名、城市命名。

  我好奇鄭定邦是純粹省事,故在台北複製了上海,還是初履台北,鄉愁湧動,以街名想念他到不了的街道?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敗守台灣,住在大陸省分與城市街名交織的城市,是否走進了更深的困局?

  還好,這個局已經換了。那個走了幾乎半世紀的局。

  「我到過重慶的喲。」我跟訪客說。二○○六年夏初,我在台北想著我的重慶城。那做為抗日基地,住著不屈不撓中國人的重慶城。它當然不是紀錄片裡的重慶了,不再有空襲、壕溝、死亡與淚水,也幸好不再有了。重慶依山而建,樓得夠高才設有電梯,於是有了專司扛重物的挑夫,幫忙婦女把菜扛上樓。久已不見重慶訪客,不知道這個行當可還存在否?

  當年,挑夫三、五人,挨著街頭,或蹲或倚靠路邊的欄杆,叼著菸聊天,頗有魏晉氣象,但一有活兒上門,又俐落輕巧。他們著黑色功夫鞋,襯衫撩開,都長得清瘦。

  最大的驚奇是在重慶與台灣同胞「相認」。訪問團的接待者多台灣同胞聯誼會成員,一見面,就興沖沖說,他們的老家在台中、高雄或台南,他們前年、去年或十年前,曾回過台灣。他們是台灣第二代或第三代,父長不滿日本帝國統治,離開台灣,遠赴大陸,沒料到就此別離家園。有位吳姓女士,祖父於日據時代到大陸行醫,台灣光復後,祖父母返歸舊籍,父親卻留在重慶。她說重慶市台灣人少,要吃年糕、粽子,都得自己來。

  我有一種錯覺,覺得我是一陣風、或者一種訊息,當他們靠近了我,也就汲取了他們要的部分。比如說口音、或我衣物上還沾著的台北灰塵。有次到南非,我從牛皮紙袋取出禮物交給華僑,問趙姓女主人紙袋該扔在哪裡?她接了過去,謹慎壓平輕微的皺褶,鄭重收起來。當時我才懂得唐朝王維詩,「寒梅著花未」的愁心與揪心。

  我在重慶盤桓四天後,乘遊輪下長江。出發前透過安排,與發明鴛鴦火鍋料理的何女士,於紅崖洞餐聚。餐廳位置高,本可眺望一江好水,那年正逢乾旱,長江面色飢黃,匯流的嘉陵江,反倒清冽盛大。何女士說她會在餐廳,目送我們一行人離去,當船遠離渡口,我頻回頭,似乎真見著了一名女士,站立窗後。

  那不是一段聲音可以穿透的距離。那也不是揮舞著手即能傳達離情的距離。但我滿足地盛著另一款重慶,沒有悲傷,但也不是不悲傷。

  到台北市重慶南路訪我的大陸朋友,無論來自重慶、深圳或北京都一樣,每一位都滿滿滿的行程。我好奇借來行程一覽,如果行程是水、旅遊天數是岸,他們擠得滿滿的,就算是長江,也該氾濫了。但不會滿的,再怎麼滿,滿不過二十四小時,所以他們匆匆來,只為一見。

  我送他們下樓。時間許可時,常取櫃台後頭的公司名號為背景,合影幾張。您站中央,不、不,該是您……然後是總機小姐的微笑,讓一切位置靜止下來了。

  我們回到重慶南路街頭。我總是陪著走好一段路才走,他們也總是揚手要我別送。回頭見我又跟,「別送、別送,改天上重慶找我。」我止住腳步,看他們走往「武昌」、「開封」與「漢口」,也把他們,種在我的重慶南路上了。

◎點潮汐:

  重慶南路上清代稱「府前街」,日人稱「本町通」。它的殊勝處是中央行政機構林立,總統府與我曾經服務的幼獅公司不過兩百米,其他如法務部、最高行政法院、司法院等,都是一級單位。我在幼獅常聽到一個笑話,就算全國都停電、停水了,也不會停到我們,「因為我們位在『博愛特區』哪!」意思是,我們跟總統府在同艘船上。

  大陸訪客對總統府就在大馬路邊,且車來人往感到驚訝。對比天安門禁森嚴、守衛荷槍站崗,台灣的總統府正前方且設置小廣場,供遊客、尤其是大陸觀光客,拍下閱兵與升旗、降旗。台灣的政權是非常親民與友善了。

  幼獅公司曾在九○年代扮演兩岸交流先鋒,我接任主編、以及離職交接資料時,都曾一遍一遍瀏覽陳祖彥主編、李文冰編輯,與大陸來賓合影,並且不解,何以在後續兩岸大幅度交流時,幼獅反倒缺席了?兩岸交流,在二十一世紀變成我的「個人」事宜。

  大陸訪客多作家、學者,以及少數出版商,他們或自由行,多數都是團體旅遊,抽空訪我,必是與時間斤斤計較以後的決定。他們都「刻意」擇在午後到訪,是不好打擾一餐的意思了,倒是我有幾回還應邀參加他們的晚上餐聚,一起飲酒,終能真正談上幾句。

  我們經常知道,一別就是天涯,何時能再相見,也無須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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