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談租稅正義？當資產被獨占在富人手上時，流動性造成問題，經濟成長率只會愈來愈低。這本書針對傳統經濟學上的假設提出質疑，即「全球化是雙贏策略、低稅率以刺激經濟成長、富豪獲利豐厚的是資本主義奏功的指標」。在本書作者來看，這些假設正好相反，若不採取行動加以矯正，我們將面臨比金融海嘯更加嚴重的政治和經濟衝擊。
文章節錄
當年還是總統候選人的川普吹噓非法避稅讓他顯得很聰明後，最後終於也具體說明他究竟是發揮了什麼會計本領才無須繳稅。川普在第二場總統辯論會中說道：「我有一筆沖銷（write-off），其中多數是折舊，折舊是一種美好的費用。」「我愛死折舊了。」川普為了強化「租稅系統是一場作弊競賽」的論點，繼續舉例說明希拉蕊‧柯林頓的有錢金主一樣也沒有繳很多稅。「她的很多朋友享受到更多的所得可扣除額。華倫‧巴菲特就申報了巨額的可扣除額。」
沒有人知道在川普內心深處，所謂「巨額可扣除額」是什麼，不過，由於巴菲特一向信誓旦旦地公開表示將在有生之年捐出多數的財富，所以慈善捐款的可扣除額可能就是其中一項。身為波克夏海瑟威公司（Berkshire Hathaway）董事長兼執行長，巴菲特對於這項無端指控，迅速在隔天針對個人稅務的細節發出一份聲明。巴菲特表示；「我的二〇一五年申報書表顯示，經調整的所得毛額為一千一百五十六萬三千九百三十一元。」和川普在電視上所主張的相反，巴菲特並未申報巨額的可扣除額，而且巴菲特確實有繳稅：「我那一年的聯邦所得稅金額是一百八十四萬五千五百五十七美元。在那之前幾年的所得稅申報資料也很類似。自一九四四年起——那一年我才十三歲——我每年都繳納聯邦所得稅。」巴菲特提出這份聲明的目的，是為了證明人稱「奧哈馬的先知」（Oracle of Omaha，譯注：外界對巴菲特的美稱）的他，是一位負責任的公民，絕對不像實境秀名人川普那樣逃避對社會的責任。
但事實上，這份聲明卻透露了相反的訊息。根據《富比世》雜誌的報導，巴菲特二〇一五年的總財富為六百五十三億美元。我們並不清楚這些財富的精確報酬率，但且讓我們保守假設那些財富的報酬率為五％。如果真的是如此，那代表巴菲特二〇一五年的稅前所得，應該至少有六百五十三億美元的五％，也就是三十二億美元。巴菲特雖自豪地公開揭露他那一年繳了大約一百八十萬美元的聯邦所得稅，但和上述估算報酬比起來，他繳的稅金簡直比九牛中的一毛還要少。只要敲敲計算機就知道，儘管川普吹噓他沒有繳稅，但自認道德形象和川普差距甚遠的巴菲特，實際上的有效所得稅稅率也只有大約〇‧〇五五％。
每一個誠實納稅的人都一樣；每一個非法避稅者也各有一套逃避繳稅的方法。川普從他父親那邊繼承了巨額的財富，但他設法規避了繳納遺產稅的義務，接下來，他又善加利用租稅規劃產業為他量身訂做的各種非法避稅方法，降低他的應納所得稅金額。巴菲特則是走另一條不同的路線。他的財富主要是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份。該公司沒有發放股利，而它轉投資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後，也強迫那些企業停止發放股利。這個作法產生了什麼影響？幾十年下來，巴菲特的財富持續累積，但因為財富藏在他的公司，所以他免繳個人所得稅。不斷再投資的盈餘使波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價年復一年不斷上漲，目前該公司的每股股價已達到大約三十萬美元，是一九九二年的三十倍。巴菲特只消賣個幾股的股票，就能應付他的所有需求。舉個例子，只要以每股三十萬美元賣掉四十股的波克夏股份，巴菲特的個人銀行帳戶就能進帳一千兩百萬美元。到時候他只需要針對他真正實現的少量資本利得繳納微不足道的稅金，而且接下來不用針對這筆收入再繳其他稅金。
眾所皆知，巴菲特的確曾公開感嘆他繳的稅太少，立法人員也已提出了修正這種不公不義情事的提案。其中最著名的作為，是歐巴馬在二〇一一年與希拉蕊在二〇一六年所倡議的提案，這些提案牽涉到針對年度所得達一百萬美元以上的個人課徵三〇％的最低稅賦。這項「巴菲特條款」（Buffett rule）已成為民主黨租稅平台的支柱。這項條款理當能解決巴菲特所反映的問題：由於資本利得稅的最高稅率（二〇一九年時為二〇％）低於薪資稅（三七％），所以巴菲特的所得（他的所得多半是資本利得）被課徵的稅率低於他的秘書（秘書的所得多半是薪資所得）。不過，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巴菲特賣出少數股票後被課徵二〇％稅率的那些所得相對他的實際所得而言，簡直微不足道。就算是針對這些微不足道的所得課徵三〇％的稅率，對巴菲特來說還是不痛不癢。所以就算「巴菲特條款」真的頒佈施行，巴菲特個人的應納稅額也不會因此產生有意義的差異。
川普和巴菲特各自坦承他們的納稅金額微不足道。即使是開心納稅的億萬富翁，對國庫的貢獻都不多。誠如我們先前討論過的，若將所有租稅列入考量，超級富豪的整體有效稅率比中產階級更低。所以，到目前為止被端出來的多數提案，都對這個問題沒有太大的矯正效果。我們要如何擺脫這一團糟的局面？ (文未完)
